九七年底我取得加拿大Tyndale college & Seminary的神學研究碩士。和任何一位剛唸完神學的人一樣,我面臨事奉工場的抉擇:牧會?從事印弟安人的宣教工作?從事文字工作?最後一項選擇意味著必須離開居住了將近二十年,我深深摯愛的加拿大,遷往台灣或香港。
我最後的抉擇是:香港,文字工作。
這時天父對我說:「你要為那城求平安。」
為那城求平安?坦白說,我並不喜歡香港,車多人擠,空氣嚴重污染,居所小如白鴿籠,還有,香港人~拿香港作家亦舒的話來說吧-都是一塊塊有棱有角的冰。
我如何才能愛那城呢?我反覆思量多日,忽然,靈光一閃,我已數了一大堆我不喜歡的東西,那甚麼是我喜歡的呢?我喜歡一切與藝術有關的東西,對,香港雖然被稱為文化的沙漠,沙漠裡可還有一處綠洲:香港文化中化,我立定主意,在港的日子要全力發掘香港的文化,並到藝術博物館做義工(現在我為香港古物古蹟辦事處做義工)。我將這項大計定名為「文化之旅」。後來《香港老地方見》的〈後記〉便以此為題目:沙漠裡的文化之旅。我的神機妙算是從自己喜歡的東西入手,學習熱愛香港。
一天,我路經彌敦道的古蹟古物辦事處,看見有「馬灣東灣考古發現展」。考古,我歪著腦袋想了想,大概也可以歸入文化類裡頭吧,就進去看看。我在那裡取到幾張單張,介紹新界的一些祠堂書室。我覺得很有趣,剛巧來港前,一位香港朋友送給我一迭香港郊野地圖,我翻出地圖,就興沖沖出門去看古蹟。
十九世紀,中國自鴉片戰爭、甲午戰爭一連串戰敗中驚醒,被迫踏上現代化的艱辛道路。從那時起中國經歷了大大小小激烈的改革,從百日維新,而至義和團,而至五四運動喊出的「全盤西化」,中國一路跌跌撞撞地走過來,到了今日,外在的東西:種種禮儀風俗,都給我們以摧枯拉朽的魄力打個落花流水,通通掃進了歷史的拉圾崗。然而,不知是幸運還是不幸,中國人的內心世界的改變卻不大。我們仍然不難從中國人身上看見差不多先生、阿Q的影子,和梁實秋所描述的亦相去不遠。
新界於甲午戰爭後租給英國,英國同意新界以地方自治的形式存在,竟使得新界避過了中國內憂外患的煎熬和改革風暴,同時又保存了原來的文化傳統。甚至在二十世紀初葉,不少中國舊知識分子無法忍受全盤西化的沖擊而南下,在新界建築他們的桃花源,因而令到新界儼然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大本營。
今時今日,新界仍保存許多古老的風俗習慣,簡直是一塊研究中國人,研究華南地區鄉土文化的樂園。
林語堂先生在《吾國吾民》中談到中國人的不準確、馬虎苟且的特性時說,每次他看到一列隊伍,總是無法分辨那是出殯或結婚的隊伍,直到他看見棺材或花轎才能下結論。
我讀到此大笑不已,覺得林先生真是幽默大師。
直到有一天,我徵得一位村民同意,在重陽節跟隨他們上山掃墓,觀看祭祖。我一直以為祭祖很嚴肅,那知那是照片,或正式拍攝紀錄片所給予的錯覺。現場眾人嘻嘻哈哈,竟像在上演一幕喜劇,甚或是鬧劇。祭文竟然是文言文,而無人明白祭文在說些甚麼,包括讀的人在內,他不過在照本直讀而已。我也不懂,因為他們用圍頭話~一種圍村村民使用的獨特語言,聽來較接近國語的發音。
那一刻,我覺得自己成了林語堂的同路人,與林老先生站在一起觀看一群人,我們熱烈地爭論了很久也無法確定他們在祭祖或跳舞,直到我們看見一座大墳墓。
我深深地被新界迷住了。
我漸漸有一分渴望,寫一本書談香港的過去,談現在(五十年代迄今),談過去現在如何一脈相承。我相信和平是建立在瞭解的基礎上,因此,這是一本帶來瞭解的書。
蔡元雲醫生曾說:植根於香港,尋根於中國。
香港給我的感覺很虛浮,沒有根,一有風吹草動,就動得很厲害。
當我對香港瞭解日深,我發現香港也有自己深厚的根,香港不是「原來是一個荒蕪的地方,英國人來了才開埠」。因此,我在《香港老地方見》第一篇便說「尋根可以不求於千里以外,就在眼前,在大埔錦山宗祠,在香港中文大學的文物館,在......」《香港老地方見》是我為香港求平安的祈禱轉化而成的行動,我希望和香港人一起去尋根、植根,建立我們的文化。
我於九八年聖誕節動筆,迄九九年七月一日假期完作。記得當我寫完最後一個字,放下第一個問過腦海的念頭是:累死了,以後再也不這種高速公路上亡命飛車般的瘋狂速度寫作了!
《香港老地方見》令我對香港有更深刻的瞭解,產生了「香港是我家」的深情,認識了許多絕不冷冰冰的可愛的香港人。《香港》令我的生命更豐盛。
余滿華(湯清文藝獎得獎者心聲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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