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對主義與基要主義

　　所有版本的相對主義都有一個共同的問題：相對主義思想家如何使自己的思想免於相對主義的「解構」？畢竟每個相對主義者在空間和時間上都有一個特定的位置，如果其取態是正確的話，那麼這個位置一定會如其他人一樣，決定他或她的想法。換句話說，相對主義者的想法，只是許多其他同樣有效的「敘事」中的一種。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不同版本的相對主義提出了有時被稱為「知識論菁英集團」(epistemological elite)的觀點—— 一羣特定的人，被認為能夠免疫於相對化的破壞。這羣菁英擁有真理的唯一監護權；其他人「就是明白不來」。不用說，相對主義思想家必須宣稱自己就是這個菁英集團的成員，真理共同的守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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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寧將這菁英集團定位於共產黨，而共產黨按理說就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如果工人階級不能或不願意完成其革命使命，黨將代表工人階級完成。當然，這種重新表述在政治上非常有用：政黨成為真理的唯一寶庫；黨路線以外的一切（即使這條路線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就事實來說就是錯誤的意識。那具凌駕性的格言很簡單：黨永遠是對的。史太林時代的文獻充分記錄了這句格言可能導致的知識扭曲；這些文獻將列寧主義的政黨概念，推向了其邏輯的、具大規模殺戮性的結論。……當然，這種意識形態的被虐狂，在宗教上亦有相似之處：無誤的教會取代了無誤的政黨。回想一下洛約拉的依納爵(Ignatius of Loyola)的宣稱，大意是如果他認為某樣東西是白色，而教會宣布它是黑色，他會欣然地斷言它是黑色的。

　　～Peter Berger & Anton Zijderveld, “In Praise of Doubt: How to Have Convictions Without Becoming a Fanatic”, pp. 57~59,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09.

　　作者認為，當代文化存在着兩個對立的極端：相對主義和基要主義。相對主義認為世事並沒有絕對，因此所有關於真理的問題都是無關宏旨；為了克服這種道德上的虛無主義，基要主義則聲稱自己獨家擁有絕對的真理。事實上正如作者指出，在骨子裏，相對主義亦必須以基要主義作為底蘊，以維持一個道德穩定的局面。這也解釋了在美國這樣一個強調民主自由的國度，能夠冒起像特朗普那樣獨斷浮誇的政治大款。

　　教會當然會謙卑地否認自己就是真理的擁有者。改革宗傳統在信仰上就高舉幾個重要的「唯獨」：「唯獨信心」（Sola Fide）、「唯獨聖經」（Sola Scriptura）、「唯獨恩典」（Sola Gratia）。換句話說，這一切都不是我們自己的；我們所有的，都是領受回來的。

　　只是信心本來是相對於行為而言，但「我信」卻是相當個人的取態；聖經不錯是上主啟示祂的心意，卻無法排除不同詮釋的可能；而世代以來，教會都是上主恩典在地上的施予者。就如政黨是政治理想具體的載體和執行者，教會亦無可避免地肩負了「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提前三15）的重責。

　　然而絕對的真理落實於複雜的人間亦不可能是鐵板一塊。「我問你們，在安息日行善行惡，救命害命，哪樣是合法的呢？」（路六9）

　　至於依納爵的順服操練，驟眼看來似乎很有問題：對顛倒黑白、指鹿為馬盲目依從。但是非黑白的判斷，鮮有數理科學的明確性。畢竟在現實世界，眾人皆醉我獨醒的自覺亦不一定可靠。在事實被明確證實之前，暫時擱懸最後的道德判斷亦並非不可考慮。

　　畢竟以客觀形勢判斷，有時臥薪嘗膽會被視為懦弱，捨身成仁亦可以被認為激進。每個人對所處的大局都會有不同的判斷和定位。動輒以一己的判斷去論斷別人或許是深思熟慮的抉擇，有時亦並非公道和明智。就算面對文化大革命那樣集體的瘋狂，是鋌而殉道抑或不作無意義犧牲，卻是一個非常個人的抉擇。說到底，每個人都只能夠為自己的生命交代。

　　在一個瘋狂和模棱兩可的世界獨排眾議、有所堅持，需要無比的勇氣；但鐵板一塊地死守僵化的條文規則而自詡為至死忠心，卻是叫人感到無奈。使徒保羅說「所以，從今以後，我們不再按照人的看法來認識人，縱使我們曾經按照人的看法認識基督，如今卻不再這樣認識他了。所以，若有人在基督裏，他就是新造的人：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林前五16-17）真正的自由，並不在於你所屬的宗派，而在於成為一個新造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