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識課程早就應該檢討、修訂了,當然不是為了政治不正確的緣故,而是因為課程欠缺清晰的目標,將所有現代社會視為重要的,全球化、能源科技、今日香港等六大範疇所涵蓋的繁雜議題,應有盡有地塞進去。學生的視野擴闊了,討論的意識增強了,但課程太廣太雜,要掌握的資料近乎泛濫,思辯的基本訓練以及確立價值的思考還有多少空間﹖思辯的浮淺焉能避免﹖設立「通識科」的目標是甚麼﹖我們在修訂前應停一停,想一想。
社會的發展、文化的更新端在乎社會的人文質素,而最核心的是人格生命。我們活在一個智慧與知識均被資訊淹沒的世代。德國社會學家Wolfgang Dieter-Narr 認為現代人最顯著的特質是「生命內在性的失落」(the loss of inwardness),人變成了條件反射機制,因為心靈空間都被資訊佔據了,失卻了自省、價值判別的能力。如此,英國社會學家Antony Gidden形容現代人是「流體的」(fluid),沒有中心,沒有完整的故事。人格生命的失落是現代社會的一大挑戰,更是教育的嚴峻挑戰﹖ 一九九五年,哈佛教授Robert Coles 在他的論文“The Parity Between Intellect and Character”中提到一名成績優異的女學生貿然決定退學。這名學生拿獎學金入讀哈佛,但因家貧,要在校內宿舍做清潔工幫補生活。同系的幾位同學知她的困境,竟向她提出以金錢換取她的性服務。這些人跟她一同修讀「倫理學」時成績卓越,但倫理知識卻沒有叫他們成為更美好的人。她對教授說,哈佛大抵不會幫助她成為更美好的人(a better person),故決定離開。忽視人格陶造的教育可能是危害社會的教育。
「通識教育」(liberal studies)若設計得當,可以補足一般課程所缺的。“Liberal”一詞不是指「自由主義」,乃指“liberate”,因此“liberal studies”乃釋放人性優美素質的學問,一如‘education”的拉丁文“educo”一詞乃指“draw out”—“draw out the best of humanity”。西方也好,中國也好,真正讓文學、歷史、數學、科學等學問發揮文化的創新力,人格生命的孕育、價值的思辯是基礎性的。古希臘的教育—Paideia—除了修辭學、數學及醫學外,最重要的是思辯的訓練,而思辯的中心乃為對人性深切的了解以確立理想人格的德行(virtue),個人對社會的責任,理想的社會與社會公義。和諧的社會、卓越的政治乃建基於卓越的人格。對尋索真相、思辯公義的重視造就了西方哲學的發展,也成為西方文化的重要元素。古羅馬的教育Humanitas,顧名思義就是如何孕育一個卓越的人,其關鍵也在人格生命。孕育人格生命最有效的方法是讓孩童從歷史故事以及人的生命得失的經歷中學習。著名歷史學家普魯塔克(Plutarch)所著的《生命》(Lives),可說是羅馬教育理想的示範。西方文藝復興就是建基於希臘和羅馬的教育理想。在中國,人格生命更被視為社會、政治和文化的基礎。漢朝大儒揚雄的《法言》的第一章〈為學〉問:最高的學問為何﹖答案是:學行之上也,立言次之,教人又其次也。生命的學問是最高的學問。有人問:鑄金應是最高的學問吧﹖他答道:覿君子者,問鑄人,不問鑄金。假若你見過一個君子的生命,你就只會問如何鑄人,而不會問如何鑄金。
今日的香港教育專注知識、技術、經營,講白一點就是鑄金之學,對鑄人則甚少關注,也不知怎樣做。或許,未來的「通識課程」應朝這方向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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