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自一六二五年(明天啟五年)出土以後,經天主教士研究和宣傳,使日後歐美各國教會有所認識和注意。當年天主教士和晚清的基督教士對景教碑的研究,每多從石碑拓本的文字入手去研究,對原件碑石的文物價值則未有想及。自從丹麥記者何爾謨(Holm)在西安仿製一座景教碑,又以偷龍轉鳳的方法運往外國失敗後,於是便有「景教碑」仿製品的產生。何爾謨的仿製品輾轉送到梵蒂岡保存。而一九一一年日本亦仿製了一座。
香港中華基督教會合一堂九龍堂在一九六八年為慶祝建堂十週年紀念,倣製一座景教碑,置於聖堂入口之處(上圖),但沒有蟠龍頂和龜座,是香港唯一的倣製碑。相隔三十二年後(二○○○年),有香港九龍城浸信會會友陳立文先生捐款,在西安周至縣的「大秦寺」,照西安碑林的「景教碑」倣製一座(下圖),以供遊人觀賞。可見香港信徒對於「景教碑」都是非常愛護和重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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