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士」危機，不單反映本港管治文化的官僚習性，因循守舊，各自為政，未能為了大局而放下本身利益，更暴露了所謂「問責制」的設計失陷。由於局長要問責，於是在新的特區管治文化裡，非典型肺炎爆發初期，這只是衛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楊永強的職責，其他局長及部門自然不敢過問及支援；待政府極度重視，由特首董建華親自統帥，所有部門皆要「落水」，但分工與權責仍然不清；未能因應事件進展而作出整體部署及迅速行動。政府完全處於被動回應，未能同時開拓新的議題，於是傳媒效應就集中於每天感染人數與死亡數目，其他相關事情如沙士死難者的支援關顧就忽略了；及至媒體關注，林鄭月娥等女高官及工商界等，才成立基金。又如民間不少團體自發抗炎，政府官員卻「搶鏡」做「清潔騷」，未能使民間力量透過媒體報道而擴散。好像「網絡關懷行動」或其他支援病患者及醫護人員的工作，充分暴露政府官僚習性甚濃，當其他熱心人士或團體「急市民所急」之時，某些官員及部門任何時候皆按本子辦事。
沙士危機的突如其來，確是叫人措手不及；港人很難期望凡事「一步一步行」的董建華及有關官員等可以當機立斷，以快打慢，解決眼前難題。身處危機中，領袖要敢於打破舊有思維與沿用辦事程序；在「時不我與」的困局下，領袖根本不容有太多時間開會逐樣大小事情慢慢商討。領袖需要果斷地因應時勢作出明快的決定，即或沒有任何一項選擇是最完善的，領袖也要背上一定的風險，作出對策。危機從來不會呆等領袖細心思考，慢慢處理；須要領袖當下速戰速決。此次災難反映董建華及部份官員「果決不足」，未能滿足危機領導的要素之一。
突發的SARS危機，不單凸顯董建華的領導無方，疫後重建將考驗特區政府管治的威信。不少人看「擁董」，或「倒董」已不是問題所在，我們已進入「後董時代」，或「非政府」主義，不再對政府施政有任何寄望。SARS一役，證明港人質素甚佳，相反地政府的表現是不濟；而民主進程必成為港人重新思考與討論的課題。誰要為 SARS 問責 ? 失職的官員毋須向市民交代，我們的制度出了甚麼問題 ? 問題叢生的制度是否不能改進 ? 後SARS時期，港人將會把一切矛頭指向政府，而政府官員倘不認清民情，管治的危機較 SARS更為嚴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