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合本》簡史和翻譯策略（下）

第 2850 期（2019 年 4 月 7 日）
◎　《和合本》聖經百週年紀念系列　◎　尤垂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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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譯策略

　　一八九零年，四百多位在華傳教士決定按照「聖經唯一，譯本則三」的原則，成立三個委員會分別負責翻譯深文理、淺文理和官話三種譯本，以滿足不同讀者羣體的需求。這三個譯本各有特色，卻遭遇不同的命運。筆者在此列出幾點與翻譯策略有關的課題，供大家思考。

　　一、翻譯廣泛通用的譯本

　　一個人要翻譯聖經，是一件相對簡單的事，他可按自己的想法去做；但譯本是否能被讀者接受，是個未知數。由一個團隊來翻譯則相對複雜，需要有關機構的合作，但成功的機會可能較高。

　　一八九零年，各教會宗派和差會決定翻譯大眾能使用的譯本，得到大英聖書公會、美國聖經公會和蘇格蘭聖經公會的支持和幫助。《和合本》的翻譯工作從始至終都得到他們的支持。譯者和他們的助手都各盡本分，努力工作。官話《和合本》這項艱巨的事工能夠完成、出版和廣泛使用，各機構和差會的合作是不可或缺的因素。

　　各機構的合作固然重要，但這並非是決定性的因素，譯本的質量更重要。淺文理新約也是通過各機構的合作而完成的，但這譯本過於追求與原文對照，譯文難以明白，所以很快就被淘汰。

　　有效的聖經翻譯應該是個羣體合力完成的工作，不是個人的項目。《和合本》是個跨國籍、跨宗派和機構的項目。來自不同宗派或差會的傳教士和中國譯者，經過深思熟慮，仔細推敲，努力不懈，才完成這工作。官話《和合本》是個很好的譯本，加上聖經公會和各差會的認可和推廣，使之成為一個成功的版本。在這之前和以後，有幾個由個人翻譯的版本出現。這些譯本有各自的優點和缺點，但因缺少他人的參與，故流量不廣，只能成為參考或歷史資料。

　　二、妥協

　　一八九零年，四百多位來自不同國籍、宗派和差會的傳教士出席大會，他們有各自的神學觀點和立場，對釋經、翻譯、漢語文體等課題也有不同的見解。在這種情況下，要達成共識，翻譯一本大家都同意的聖經不是一件易事。妥協是唯一的出路，求同存異，尋求大家都能接受的平衡點。「聖經唯一，譯本則三」 是折衷的方案。他們做了多方面的妥協，包括：

　　1. 以文理、淺文理、官話翻譯聖經。

　　2. 讓三個聖經公會有權選擇“God”、“Spirit”和“Baptism”的中文譯法。

　　3. 新約聖經的底本和異文的處理，以避免與聖經公會引起衝突。

　　這些妥協方案執行起來非常困難，後來在翻譯過程中碰到的很多問題，都跟此方案有關。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妥協也有它的好處，至少能使項目開始。妥協是一門處世藝術，不表示沒有原則，而是衡量輕重，適應現實，尋找大家能接受的方案。

　　兩千多年來，學者不斷地討論直譯和意譯聖經的優點與缺點。官話《和合本》譯者在翻譯時也採用了折衷的方法。第九條和第十一條翻譯原則強調直譯：

　　 「盡可能保留隱喻（metaphors）和排比（comparisons）。」

　　 「對具有神學或倫理的重要意義的字彙底片語⋯⋯要特別盡可能逐字直譯；若有需要的話，在邊欄中註上解釋。」

　　第八和第十二條翻譯原則傾向意譯：

　　「原文的委婉語（euphemisms）要翻譯成為中文裏相同的委婉語，並且在其他適合的情況中使用委婉語。」

　　 「由於容易閱讀是一部受歡迎的譯本必須的元素，在沒有特別神學含義的段落中，容許較自由地表達和整理子句（為求意義清晰）、度量和慣用語。」

　　這直譯和意譯的結合保存了兩大譯法的優點，也同時避免了一些缺點，不愧是個好的折衷方案。

　　翻譯策略並不是一成不變，好的譯者會隨着環境的改變而對策略進行調整。《和合本》的翻譯工作在一八九零年開始，一九一九年出版新舊約全書。這期間，中國經歷了許多重大的變化。英國租借新界、義和團事件、八國聯軍、孫中山先生成立同盟會、辛亥革命、清朝滅亡、中華民國成立、第一次世界大戰、五四運動等事件，都在這時期發生。《和合本》這項翻譯事工是在這劇變的歷史大環境中進行的。當翻譯計畫快結束時，富善已意識到官話《和合本》將會成為未來大家共同使用的版本：這不只是平民百姓的譯本，也是知識分子的譯本。翻譯委員會對此譯本的功能和使用有了新的看法，（註）導致他們修改了翻譯原則和語言的運用。他們最後採用了良好的文筆風格，避免口語，使譯文盡量接近原文的意思，給這譯本一個新的定位。

　　三、原文底本

　　《和合本》舊約底本所用的《馬索拉文本》（Masoretic Text）是當時通用的希伯來文抄本，與今天的Biblia Hebraica Stuttgartensia沒有多大的差別，故沒甚麽問題。新約的底本卻是個相當有趣的課題。

　　一五一六年，荷蘭學者伊拉斯謨（Desiderius Erasmus）印刷了他的希臘文新約聖經，主要是根據數份屬於公元十二至十五世紀的希臘文新約抄本。這版本後來稱為《公認經文》，並成為公元十六至十九世紀歐洲主要語言的新約底本，包括一六一一年出版的《欽定本》。《英國修訂譯本》新約的底本是基於韋斯科特（B. F. Westcott）和霍特（FJA Hort）所編的希臘文新約（The New Testament in the Original Greek），是當時希臘文新約的最佳文本，與《公認經文》有所不同。

　　雖然當時有些在華傳教士傾向《公認經文》，但是大部分都支持採用《英國修訂譯本》的希臘文底本為《和合本》新約的翻譯根據。譯者盡量採納當時新約經文校勘學的研究成果，以求讓譯本準確反映最可靠的原文。在翻譯過程中碰到異文時，譯者有時是採用《公認經文》，特別是在處理傳統和教會常用的經文，如主禱文的榮耀頌。為了避免爭執或讓讀者能接受譯文，這妥協可算是個穩妥的方法。大體上，譯者是以當時最好的希臘文文本為新約的翻譯基礎，這是個大膽有遠見的決定，值得我們學習。

　　結語

　　沒有一個譯本是完美的，《和合本》也不例外，如創世記一章六和八節把希伯來字詞“raqia”（穹蒼）翻譯成空氣；創世記一章二十四至二十六節把希伯來字詞“remes”（爬行動物）翻譯成昆蟲；創世記三章六節漏掉了「與她一起」，好像女人被引誘時，男人並不在場。這些瑕疵對我們是個提醒，以免我們把《和合本》神化或絕對化。

　　《官話和合譯本》新舊約全書出版至今，經歷了百年風雨，今天這譯本仍廣被使用。聖經翻譯並沒有因《和合本》的出版而停止。為了滿足讀者的需求，不同的聖經譯本陸續面世，特別是在近幾十年間。這是正常的現象。我們今天有更好的新舊約原文底本。近數十年來，釋經學、翻譯學和語言學也有很大的進展。中文的使用也有一些改變，一些百年前通用的詞彙今已罕用，所以聖經出版後還需要修改。從聖經翻譯角度來看，我們現今是生活在一個百花齊放的時代，有許多中文聖經版本可選購。我們在慶祝《和合本》的成就時，也需要思考如何為《和合本》聖經定位，讓這譯本能得到更新延續，滿足教會和讀者的需求。

　　百年前，中文聖經翻譯工作是以傳教士為主，他們學習中文，翻譯聖經，華人是以助手的身分參與。今天我們有不少華人學者精通希伯來文和希臘文，對新舊約聖經也有很好的造詣。聖經學者通常是在神學院授課，為教會培養教牧同工，這是一項很重要的事奉。聖經學者也可考慮從事聖經翻譯或培訓工作。目前聖經公會在全世界有四百多個聖經翻譯項目，工作都是由精通母語的當地人來進行。中文聖經目前已有數十個譯本，已相對飽和，信徒可按需要挑選不同譯本使用。可是，還有很多民族缺乏他們自己語言的聖經，這是聖經學者能參與的事工，與其他民族配搭，一起進行聖經翻譯，讓更多的民族能以自己的母語閱讀聖經。

　　（註：參考尤思德的著作，蔡錦圖譯：《和合本與中文聖經翻譯》。香港：國際聖經協會， 2002。頁326-330。）

　　尤垂然（聯合聖經公會翻譯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