責難自殺者於事無補

責難自殺者於事無補
　幫助同行活出新生命

第 2749 期（2017 年 4 月 30 日）
◎　要聞

　　學生自殺事件頻生，近兩年間已有逾六十名學生自殺，背後成因複雜，但相信不乏來自學業壓力，因此對防止自殺而言，教育制度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基督徒關懷香港學會已於四月六日舉辦「自殺還是他殺？」研討會，從教育制度、神學和社區連結方面，反思教育政策的核心問題，探討可行方案。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副會長張銳輝指，兒童及青少年處於求學階段，大部分時間都在學校度過，故政府提出在校預防自殺的三層支援模式，分別是教師透過教學輔導活動，及早識別有情緒需要的學生（第一層）、將有危機的學生轉介學校輔導人員（第二層）、由專業人員深入評估及支援出現自殺先兆的學生（第三層）。

　　學校系統落後難防自殺

　　然而，他認為三層支援都各有弊病，或令有需要的學生無法得到及時的支援。第一層支援倚賴教師的觀察，但隨着時代轉變，教師職務膨脹，教學及輔導工作只佔整體四成。「以往老師很多時間可跟同學聊天，甚至放學後一起打球，但現在卻太多非教學工作要做。」這些工作包括自評外評、TSA、學校推廣、校本評核和網站管理等，結果教師要處理大量行政工作，學生輔導和教學被迫放在次要的位置。他補充，明白工作會隨世代演進而改變，但關鍵是世界改變的同時，學校系統竟停留在八十年代，結果犧牲了學生和教學質素。

　　他以教師班級比例解釋，小學、初中及高中的班師比例至少七年從未檢討，至於現時高中班師比例，更比過去中六、七舊制情況更差。此外，教師每週授課節數平均二十六節，為兩岸四地華人社會之冠，令教師身心俱疲，更無暇處理學生問題。至於教師團隊方面，中學教師編制嚴重萎縮，教育局只提供現金津貼紓緩學校人手短缺問題，學校因而聘請合約形式教師，導致教師團隊不穩定，遑論與學生建立持久關係。

　　第二層支援倚賴學校輔導員，但張銳輝直言中學「一校一社工」已不合時宜，過往十六年從未檢討，現時每位駐校社工平均負責近千學生，每天只能面見三名學生。加上社工通常每週一天需回中心開會，故實際在校時間僅得四日。至於小學方面更無常規駐校社工，輔導服務以投標方式價低者得，逾半輔導員表示會在一至兩學年內離職，可見輔導人手更為不穩。

　　最後一層支援則由專業人員負責，但他指校本教育心理學家嚴重不足，只涵蓋全港87％學校，每名心理學家需負責六至十所學校，即平均每兩星期才有一天到校。「如果輔導員有這麼重的負擔，那情況就似去公立醫院預約非緊急手術，可能三年後才輪候到你。」

　　以體諒態度看待自殺者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副教授龔立人指，得悉有牧師拒絕為自殺者舉行安息禮拜，原因在於基督教不認同自殺，因為生命是神聖的，故不接受任何以暴力傷害身體的行為。惟他表示，從信仰看到生命是可被聖化，即生命是可活出潛能，讓人享受活着的情況，正如基督降世為人帶來豐盛生命。「所以自殺最可惜的是，他無辦法活出充實快樂的生命，而非審判他或追究責任，更是思考如何協助人活出豐盛生命。」他補充，基督教信仰講求愛，除了提昇人的生命外，更要懂得體諒選擇自殺的人，縱然不認同自殺行為，但也可明白自殺者面對的艱辛。

　　談及如何幫助人活出生命的多元性，他指今天社會講求生活技能，但不單指生財工具，又是要協助青年學懂應對困難的技巧，如評估問題、情感處理和解決方法等。至於生命教育也是重要一環，但他認為，現時生命教育常與生涯規畫扯上關係，加上校內又對死亡話題禁忌，故難以發揮教育作用。他以紋身為例，學校擔心助長風氣而避免討論紋身話題，但事實上不少學生已暗中紋身，故他認為校方應幫助學生思考和分析紋身利弊，而非全然噤聲，死亡話題亦是一樣。「生命教育的重點應是從被主體回復主體性，即人生有很多事被人安排，生命教育就是要學生重拾主體性，問自己是誰。」最後，校園仍要成為一個彼此支援的羣體，教師不應只集中在能力高的學生身上，更要多留意能力較低的學生。

　　與友同行協助宣泄情緒

　　能夠預防自殺固然理想，若悲劇真的發生又可如何處理？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遺體防腐師伍桂麟表示，醫學院去年有女學生自殺，加上傳媒鋪天蓋地報道和渲染，其他同學的心情由哀傷變成憤怒，開始指責他人。惟逝者已矣，如何幫助同學轉換心情，真心悼念該名女生將成關鍵。於是他發起「小白花行動」，籲師生向她送上小白花作陪葬品，並撰寫心意卡，「每個同學寫完後，都會看到其他人寫給她的字句，知道不少人跟自己一樣面對同學離世的壓力，證明身邊有人同行。」後來「小白花行動」演變成訴說心聲的平台，同學寫下自己的不快情緒，將紙條釘在水松板上，任何人都可以回應，慢慢形成溫暖關愛的氣氛。「有時人真的有情緒需要，但未會有自殺念頭，可以在積存到自殺一步前紓解，方法不一定要專業，只要肯主動關懷有需要的人，持續聆聽，與他同行就可。」他強調朋友傾談過程中，輔導手段不是最重要，而是要令他有宣泄途徑，能夠將情緒展現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