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青地區穆宣歷史
　鑑古知今重整策略

第 2663 期（2015 年 9 月 6 日）
◎　要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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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肅、青藏地區有不少穆斯林聚居，其中河州更被稱為「小麥加」，早在二十世紀初，西方傳教士開始關注到中國穆宣事工。建道神學院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研究中心已於八月二十五日，舉辦「基督新教在甘青地區的穆宣事業（1878-1951）」校外講座，由該中心助理研究員吳劍麗博士分享甘青宣教發展史，並鑑古知今提出今日穆宣策略可重整之處。

　　吳劍麗博士指，「內地會」及「宣道會」是最早期在甘青地區宣教的差會。在華傳教士入境初期，主要集中在沿海口岸宣教，內地會因此以進入內陸為目標，包括甘肅省。而宣道會則視西藏為最後攻克之地，一八九二年在甘藏邊界設立傳教站，等待西藏開放之日伺機進內。

　　她續指，池維謀（Samuel M. Zwemer）是推動西方教會關注穆宣的關鍵人物，他既促成伊斯蘭國家及地區基督教傳教士大會的召開，又參與出版《穆斯林世界》期刊推動穆宣。一九一零年，海恩波（Marshall Broomhall）在愛丁堡宣教大會上發表中國穆斯林的研究報告，調查發現全國穆斯林人口估計有八百萬，其中三百萬在甘青地區。隨着一八七六年〈中英煙台條約〉之簽訂，打開了中國內陸的後門，傳教士終進入西藏境內。

　　當時內地會在蘭州、西寧及河州設立傳教站，宣道會則設在循化和河州。吳劍麗說，差會以巡迴行程的方式開發新據點，及接觸鄉郊、山區穆民，「也有傳教士會辦街頭佈道，在橫幅上寫阿語經文吸引當地人，與他們交流對話，因當地人視阿語為天使的語言。」除此，傳教士亦會趁着眾多穆斯林和漢人聚集的市集節期，去佈道售書；又成立博德恩紀念醫院，希望藉醫療向穆斯林宣教，惟最後看病的人主要是漢人和藏人，終要在穆斯林聚居地河州設分院。

　　不過，吳劍麗認為甘青地區的民族和宗教為傳教帶來困難，因甘青地區的穆斯林來自眾多民族，傳教士需要花特長時間了解他們的祖源、歷史、語言和文化，「當伊斯蘭教加上民族文化，再加上地方文化，往往會產生不同面貌的伊斯蘭教。」傳教士需要認識古蘭經、阿語、經堂語外，也要了解不同層級的穆斯林，熟悉他們的禮儀和禁忌。

　　傳教士在宣教期間需要將基督教本色化，尋找兩教之間的異同，更有傳教士會使用穆斯林的詞匯、句子和概念與他們建立關係。但吳劍麗博士認為本色化是把兩刃刀，因伊斯蘭教很多概念表面上與基督教相似，必須慎防神學上出現混淆，她補充：「傳教士更發現當地的伊斯蘭教喜歡用基督教包裝，以比較溫和、平易近人的形象來吸引年輕人。」她續言，最困難是伊斯蘭宗教領袖的操控，領袖不允許穆斯林與基督徒結友，讓穆斯林認定伊斯蘭是最好的宗教，不需要接觸其他宗教。

　　吳博士說，在過去仍有穆斯林歸主，改宗者以社會邊緣人士為主，因他們所承受的社會壓力較低，也有祕密歸信的改宗者，甚至有在改宗後人間蒸發。「穆斯林信主等於要脫離民族、社羣、家庭，當時傳教士沒有建立完整配套去保護改宗者，我們可以從前人經驗得到啟迪，思考今天如何支援改宗者，特別在經濟上，例如能否提供住宿地方令他們能得以生存。」她最後強調，穆宣工作絕不能「多快好省」，需要多花時間與穆斯林建立關係才有效傳福音。

　　問答環節時，她指在中國穆宣最關鐽的影響是該區穆斯林是否強勢，一般而言，東南較易，西北較難，在城市化影響下，廣東地區的穆斯林改宗壓力不大，但同時在偏遠的鄉村也因「山高皇帝遠」較易改宗。她又回應，中國政府對伊斯蘭教發展的擔心或比基督教更甚，「政府擔心他們與境外聯繫，特別是新疆維吾爾族，但本質上是個政治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