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聖公會—
從教區到教省：聖公會的香江歲月

第 2623 期（2014 年 11 月 30 日）
◎　香港教會巡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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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明華主教略影

　　香港聖公會第七任主教何明華主教可說是上世紀對香港聖公會發展影響極深的主教。跟以往來港的主教不同，他沒有英國海外傳道會的背景，他活躍於基督徒學生運動（Student Christian Movement），且深受十九世紀英國聖公會神學家莫里斯（F. D. Maurice）的基督社會主義（Christian Socialism）影響，將教會、社會及整個世界皆納入其牧職範圍之內。因此，他極為關注於中國文化及當時的社會事務。

　　在三零年代末葉，他開始了義務聖品（無薪俸）的計畫，嘗試解決牧職人才短缺、福傳及牧養事工擴展及財政短缺問題。在二戰期間，何主教亦曾短留昆明，開展支援及救濟的工作。在一九四四年基於澳門牧職上實際需要，何主教開創普世聖公會之先河，按立李添嬡為全球第一位聖公會女牧師，當時引起不少爭議。

　　何明華主教將教會、社會福利及教育連繫在一起，以此來重建二戰結束及其後二十年的香港。他雖忙於日常教會管理、宣講、演講及神學寫作，卻仍能為教會及社會帶來新的視野，是一位魄力驚人的教會領袖。

　　戰後時期

　　第十次中華聖公會總議會於一九四七年在上海舉行，這一年亦時值維多利亞教區成立一百週年。在一九五一年，中華聖公會常委員會代表議會向主教院提請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內成立一個新的「華南教區」，同時允許新的港澳教區成為一個獨立教區，並遵循中華聖公會「憲章及規例」之指引及崇拜。這一個曾經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教區，但現在卻成為最小的—在新中國國境邊緣的港澳領土上的教區。

　　上世紀五十年代，香港湧入大批難民，教會需以新的擴展計畫、教育及傳教計畫來予以應對。當時，港澳教區鼓勵宗派合作，同時又開辦學校，開展福利事工及增加牧區。何明華主教更早於一九五六年訪問中國大陸，成為香港教會在五十年代訪問內地的唯一教會領袖，須知道，這時期本地教會與中國內地教會的接觸仍屬極少有。

　　聖公會港澳教區

　　一九六六年，在中國多年傳教講學的白約翰（Bishop Gilbert Baker,1966-1981在任）成為第一位經選舉出來的香港聖公會主教。身為香港聖公會第八任主教，他繼續承接何明華主教一貫將教會與教育及社會福利緊扣的發展策略，其任內配合政府衞星城市及新市鎮發展，聖公會學校及社服林立，有着長足發展。另外，在白約翰主教任內，他正式得到普世聖公宗之確認，按立了全球第二、第三、第四位聖公會女牧師，香港聖公會也可算是聖公會女性牧職的先驅。

　　當「香港人」的自我身分認同日漸萌芽，渴望由華人擔崗主教的期望也更為熱熾。在一九八一年，鄺廣傑法政牧師被選立為香港澳教區首位華人主教，時值香港將要踏進中國管治的過渡階段。鄺主教在其後的二十六年以平穩手法和清晰異象，牧養、管理教會。他注重實踐，渴望凝聚信徒傳教，並對教會政策、結構及財政進行重組，又協助教會與中國政府建立關係，從而確保了教會在九七後，於香港特別行政區平穩過渡。與此同時，中國內地正處改革開放時期，鄺主教與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及新建立的中國基督教協會保持着密切的關係。

　　成立香港聖公會教省

　　鄺主教在職期間的其中一個主要貢獻為建立了教省。他很早便察覺到，港澳教區的「獨立」存在極不健康，雖然港澳教區與其他更小的教區都是聖公會東亞議會（Council of Churches in East Asia）的成員，但是教會需要一個更正規的制度基礎。當香港不再是英國殖民地，香港聖公會也不能再從屬於坎特伯里大主教名下的「域外教區」（extra-territorial diocese of Canterbury）。因此，經過七年的籌畫及多輪會議的探討，香港聖公會於一九九八年十月二十五日成立。鄺廣傑主教為首任大主教，並與東九龍教區徐贊生主教及西九龍教區蘇以葆主教共同拓展教會事工。

　　在教省成立以後，香港聖公會增加了不少傳道區，按立了超過二十多位牧者，當中還有不少年輕有為的聖職志願加入。與此同時，香港聖公會亦積極參與普世聖公宗事務，及與中國內地、亞洲其他區域教會保持往來。鄺廣傑大主教於二零零七年退休，繼任其職的是新當選的香港島主教鄺保羅主教。而蘇以葆主教及徐贊生主教亦分別於二零一一及二零一三年相繼退休，西九龍教區的陳謳明主教與剛於本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基督君王主日祝聖及翌日就任東九龍教區的郭志丕主教，已是教省成立後第二代的教會領導。作為教省，香港聖公會將更積極裝備信徒，為福傳、教育、神學訓練、培育聖職人才，及社會福利事工上作更大的努力，成為香港這城市的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