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士立牧師一八四四年在香港創辦的福漢會,目的是培訓華人傳道員,進入內地為本鄉村民傳道。此因一八四二年中英簽訂的南京條約只是開放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等五商港對外通商。直至一八四四年中英簽訂的望廈條約、中法簽訂的黃埔條約,歐美教士才能獲准在五口岸開設教堂、興辦醫院對華人傳道,至於五商港以外的內地仍是禁止外人進入,傳教更是嚴厲限制。所以福漢會差派華人傳道員深入廣府、客家和潮州地區去傳教,可說是傳教策略的突破,而所派西教士都是穿著華服潛行到內地,隱秘進行傳教活動,故此郭士立牧師有稱「中國內地宣教之父」。即或戴德生(Mr. James Hudson Taylor)於一八五四年三月首次來華,是受到郭士立牧師一八四九年在倫敦倡辦的「中國傳道會」(The Chinese Evangelization Society)所差遣,當年戴氏既不是完成醫科學習的醫生,又沒有受到神學訓練,他只是受到聖靈感動,因嚮往郭士立的宣教理念而到中國傳教的。
由於中國時勢的局限,而郭士立牧師又熱心貫徹華人傳教的主張,所以在招收華人傳道員方面,致有良莠不齊的現象,其中吸食鴉片和失業無賴固然有之,所以當郭士立牧師於一八四九年休假回到歐洲為福漢會作宣傳的時候,在港主理福漢會事務的韓山明牧師(Rev. Theodore Hamberg,見圖)對福漢會會員作出調查,發現其中不少傳道員作弊的事實,並進行會務整頓。導致其後巴色差會教士和禮賢差會教士脫離福漢會,各自為差會開展工作。及至一八五一年一月郭士立牧師返港,而德國巴陵差會(The Berlin Missionar Mission Society)所派那文牧師(Rev. Robert Nermann)亦於三月抵港,其後福漢會工作則由那文牧師接辦。由於王元深早已被派與禮賢會葉納清牧師(Rev. Ferdinand Genahr)一起工作,所以王元深便成為禮賢會第一位華人傳道,一生忠心在禮賢會事奉。但無論如何,巴色差會和禮賢差會日後的發展,完全建立在郭士立牧師創辦福漢會基礎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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