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前逝世的日本導演新藤兼人,在九十八高齡時拍出最後遺作《戰場上的明信片》最近上映。電影中一幕幕似曾相識的場景,讓我想起詩聖杜甫的名詩《石壕吏》。
詩人投宿於石壕村,半夜聽見差役來抓人服兵役,老翁爬牆逃跑,老婦硬著頭皮開門泣訴:三個兒子都在服役,二兒子剛剛戰死,家中只剩下乳養小孫兒,役差沒情講,連老嫗也要徵用。
《戰場上的明信片》何其相似。長子森川奉召,抽中前往菲律賓作戰,所乘船隻半途被美軍擊沈。家中老人請求媳婦再嫁幼子以保存勞動力,孰料幼子又被徵召,很快又戰死了。生活太苦,兩老不想成為賢媳婦負累,遂自殺身亡。
兩段悲劇,都寫出戰爭的荒謬無情,而平民百姓是身不由己的螻蟻。
不過,導演思考戰爭,仍未擺脫日本是受害人的思維。士兵派往菲律賓作戰,是要去痛殺英美畜牲;美國對廣島原爆雖結束戰爭,也帶來無窮遺害。日本老百姓嘗盡戰爭苦杯,卻不敢問孰令致之?如果只推諉於歐美列強迫害,而迴避戰爭實由日本天皇策動,便不能找出真兇,便無法對焦反省從而得到啟迪。
電影刻劃以抽籤決定任務的荒謬,卻沒有探討為甚麼日本人打仗要遠赴國外去跟其他國家交戰。也許,日本人其實心知肚明,只是,他們不敢也不能直接道出,發動戰爭的侵略者,才是造成一切悲劇的源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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