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咁(既)生活唔知點過落去!」(如斯生活不知如何活下去!)這是天水圍天耀村慘劇事主麥福娣女士遺留人間的真情說話。三十六載來去匆匆,她帶了大女兒與小兒子到世上,卻又親自把姊弟二人帶離人間,最後結束自己的生命。
有傳媒說她狠心;有心人勸導市民,年幼孩子也有生命的主權,成人不能代行生死之權利;社區人士舉行超度法事,以安定民心;政黨及區議員指責政府,從城市規劃到脫貧政策,從社福政策到社區支援。倒是政府沒有甚麼辯護言詞,畢竟悲劇接二連三,政府除了承認這樣那樣不足,還不至於愚蠢到強行辯解,或推卸責任,為官者知道,這只會火上加油。
天水圍的另一宗悲劇主角是王先生,也是跳樓自盡,只不過距離麥女士離世前半個月的時間。天水圍接二連三發生慘劇,當然絕非偶然。三年前天恆村慘劇,已將天水圍社區政策、社區資源及社區配套問題充分浮上檯面,然而事隔三年多,在港府的鴻圖大計中,天水圍面對的困窘,依然顯得微不足道。
政府當年急於求成的「八萬五」建屋政策,將天水圍打造成一個以公屋為超強主導,私人屋苑只佔16.6%的特區,跟全港私人屋苑平均佔住屋51.2%,形成天壤之別。天水圍南區發展較早,社區設施較北區相對完善,至少設有社區會堂、政府診所和警署。隨著北區相繼興建住宅,人口持續增加,社區設施卻原地踏步,結果是南北居民只得共用本來已低於平均水平的社區設施,把天水圍推向更為困窘的境地。
在天水圍這片27萬人聚居的土地,當然有不少奮發自強不息的故事,但政府卻不能夠以市民要「靠自己」,便將責任推開。根據政府於九七年估計,天水圍二零零六年的公屋居民約九萬六千人,然而,一年後,人口規劃大幅度調升至十三萬四千人;二零零一年,政府更預計天水圍的公屋人口為十六萬人。大量興建公屋,卻沒有合理的社區規劃作配套,加上低收入階層比例偏高,實在陷市民於生活困境。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夜探天水圍,與地區人士舉行交流會,探討區內問題,值得肯定;不過,這不再是政府認錯、致歉的時刻,也不是弄一些政治公關手段以求過關的時候。撇開長遠社區規劃的失誤,我們面對的,已是眼前生死攸關的每天都可以發生的家庭悲劇,要馬上行動,能做多少就要做多少。箴言教導我們:「欺壓貧寒的,是辱沒造他的主。」(箴十四31)但願我們這個城市不至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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