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近代中國之有留學運動,應以基督教士帶領青年前往英國、美國和德國學習為開端。就容閎倡導的幼童留學美國,作為近代中國官費留學之前,於一八四五年十月先有浸信傳道會(The Board of Baptist Thriennial Convention)叔未士牧師(Rev. Jehu Lewis Shuck)帶有楊慶到美國入讀神學院,其後受按立為牧師,成為浸信會第一位華人牧師。至一八四七年隨叔未士牧師回國,先後在上海和廣州等地傳道工作。而在一八四五年十一月倫敦傳道會(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理雅各牧師(Rev. James Legge )藉回國述職之便亦帶同三位中國學生吳文秀(Ng Mun-sou)、李金麟(Li Kim-lin)、宋佛儉(song Hout-kien)等三位男生和一位女生Jean A Sha到蘇格蘭入學,至一八四八年四月再返香港。時至一八四七年有馬禮遜教育協會,所主辦的飛鵝山書院(Morrison Education Soceity's School)的院長鮑留雲牧師(Rev. Sammuel Robbins Brown)在返美國之時,帶同黃寬赴美,進入麻省孟松預科學校(Monson Academy)就讀中學,以致其後容閎於一八五四年畢業於耶魯大學,成為中國第一位留學美國的畢業生;黃寬於一八五○年考取英國愛丁堡大學醫科,於一八五七年畢業,亦成為首位留學英國醫科學生,是見西教士帶動留學運動的成果。一八六七年亦有廣東歸善巴陵會派遣青年陳觀海赴德國入讀巴陵神道大學,畢業後轉讀禮賢城神道大學,一八七四年畢業並授牧師聖職,翌年返回中國教會服務。就以上所述,中國近代之有留學運動,實由基督教士所帶動。至於一八七二年中國幼童留學計畫的實現,亦即中國官費留學的始創,容閎的主張顯然受到鮑留雲牧師的影響。因此研究近代中國的留學運動的產生,與基督教士帶動有密切的關係。但綜觀早期的留學生遠赴外國的學習,有以學習普通科為主;但亦有以專攻神學為主,以此鼓勵青年在一般學科或是神學有所學習,為中國社會或為教會儲備人才。
而近代中國留學運動之所以由基督教士帶動,主要由於東西接觸仍在萌芽階段,無論是歐美對於中國的認識;或中國對歐美的認識,都是極之陌生。況且中國和西方教育制度迴異,中國學生若非在基督教士所辦的學校接受教育,通曉西方學校的課程,則無法到外國留學,與西方課程銜接。在十九世紀中葉,中國學生非有基督教士的指導和聯絡,是不可能到歐美學校入學。尤其是中國學生留學的費用,顯然由教士早為籌謀,甚至預備「安家費」,才可以帶中國學生到英美各地留學,所以基督教士對於中國近代留學運動是有創導的功勞,影響近代中國留學運動至鉅。按當年西教士主辦的學校,是以貧苦階層的學生為對象,為此之故,西教士帶動的留學生,無疑為低下階層製造一批新的知識分子,導致社會結構的轉型,影響晚清政局的改革。
西教士協助宋尚節赴美留學
宋尚節於一九○一年(光緒廿七年)九月廿七日在福建省興化府莆田縣鳳跡村出生。父親宋學連,自幼家境清貧,以砍柴放牛為生,稍長讀私塾一年,至十六歲入福州神道學校,畢業後派往四鄉傳道。及至宋尚節出生五年後,宋學連被派興化福音書院副校長,後調任莆田當牧師。宋尚節便在美以美小學就讀,畢業後升讀中學。宋學連有子女十一人,宋尚節排行第六,宋牧師薪俸微薄,食指繁多,家庭經濟甚為拮据。一九一九年宋尚節高中畢業,成績優異,考獲第一名,畢業後本擬進入南京金陵大學升學,但因其時政治局勢頗動盪,致有出外留學的意念,如宋尚節日記中有載:
我本欲進南京金陵大學,忽轉赴美國留學經過是這樣:物理課劉麗川老師在課堂講,由於美金價跌,留美費用三百元,我在一週內時刻與父親談留美事,幾乎如癡如狂,父親向郜教士談及此事,郜師母說四年前,美國俄亥俄州威斯理大學囑她們代選一個中學生留美。她答應寫信去問。一天晚上,苞師母請父親到其家告訴他,威斯理大學校長來信,可以給一個免費的名額,今在日記特寫此文以表我心不忘主之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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