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俠小說是一種大眾文學。這個通俗的本質使到武俠小說的「文化商品性」特強。然而,同是「文化商品」(cultural commodity),「包裝」是優是劣,對文化市場的銷售情況,仍有重大影響。柯舉俊的《信道行》(浸信會出版社於去年六月出版)「是一部別具一格,將基督教信仰融注其中的中篇武俠小說」(見該書封底的「《信道行》簡介」),相信「包裝」還是一般,在香港基督教出版界中也不是暢銷書。但是,多年來除了梁燕城的《哲客俠情》同是以武俠小說表達基督教信仰,目前只有畢華流的《桑梓荒原記》。以武俠小說形式表達基督教信仰這個層面而言,《信道行》仍然值得注意。
這篇小說約有一萬一千字,只能說是短篇;以短篇小說的篇幅,它表現的方式,有些地方值得留意。從大眾文學和敘事兩個層面而言,這篇小說均有不同的地方。前者,它既無一般大眾文學所具消費的、匱乏省思批判、絕大多數均欠缺藝術自覺等性格,同時也沒有在金庸作品中也是普遍存在的情況:就算是女俠終究要成為男俠的附庸;後者,在武俠小說常見的製造懸疑、提出問題,使讀者「追」讀下去等手法,不單較為缺乏,而且在閱讀時的預期效應及預期娛樂等潛存於敘事結構內的情況,它也一併沒有。因為整本小說的著眼點是如何把基督教信仰融注其中,這就不期然忽略以上的各種性格和情況。(註)
然而,以短篇小說的篇幅來融注基督教信仰,不免給人有壓縮之感;這也關乎如何選取材料的問題。在一萬一千字內用武俠小說形式處理儒、釋、道三家並在行文中逐步引出作者認為的一些缺點(對三家的有識之士,可以逐一反駁,不過他們可能對武俠小說這樣的描述,不屑一顧),從而表達追尋真理的途徑和最終結果,這不免容量過大。若要處理得當,一定要擊中要害。在義理上的宗教會通,它固然沒有擊中要害;作者的著眼點,並不在此。即使以武俠小說來表達作者認為的一些缺點,然後就轉向基督教信仰這種處理手法,也顯然過於急促。退而求其次,只是處理這三家和基督教信仰誰優誰次的問題,也不是短篇小說的篇幅所能勝任。因此,這本小說縱然有其他值得嘉許的地方,但是由於內容過於壓縮,不禁使人缺少深刻的領悟,所以在「別具一格」之餘,不免存在這個弱點。
此外,在歷史和情節的處理,也有不適當的地方。小說的第二回(應該稱為節)觸及一件真實的歷史,就是十七至十八世紀天主教的「禮儀之爭」。作者對歷史事件,可以有個人的價值判斷,但是在虛構的小說中,應該謹慎處理,不能只為加強某方面的信仰表達,便加進小說裡。因為對這件歷史事件稍有認識的人,都知道當時傳教士之間有這樣的爭論以致教廷有那樣的決定,有當時歷史和文化的處境。當一位作者將一件歷史事件融入小說,他需要公平地處理這件歷史事件的客觀性;不然,只在小說裡簡單地道出自己的價值判斷,這是不適當的。並且,作者在小說中有進一步的描述:「泰西總部大怒,認為西門與百年前的馬丁路德一夥,強調『因信得救』,否定『因行為得救』,大逆不道,宣佈驅逐西門出會,並另派多馬為東方佈教總長,捉拿西門。」作者這樣的加插,當然沒有歷史根據,其中還帶有負面的情節,更是不適當的處理,雖然這個情節有助故事的發展和某一信仰的表達。
總括而言,這篇小說有不少地方仍值得嘉許。首先,作者引用十九世紀文言文聖經的《委辦本》經文放在每回之前,加強每一回的主題。行文中也用上較為古雅的言詞,使整篇小說有一種古典的味道。並且在不少地方,用上舊小說常用的「道」;這樣就更為古樸,更有意境。事實上,作者行文和用詞,多用舊小說的敘事和語言形式,這無疑增加故事的節奏和文雅情度。最值得嘉許的是第五回「獄中題壁」中,作者以「郭信頹然攀附牆壁,忽覺牆壁凹凸不平,疑心頓起,指頭順勢擬劃,揣摩之下,一段段憂傷痛悔的文字電閃雷擊地撼動自己那幾已死寂的心靈」為「引言」,道出三段,韻味十足,意義深長的文字。當然,作者能夠擴大篇幅三至四倍,成為真正的中篇小說,而且更精心也更合宜地加插歷史和情節,這類以武俠小說融注信仰的文學模式,一定更為突出,更「別具一格」了。
(註)以上兩段關於武俠小說在大眾文學和敘事的分析,參自鄭樹森〈大眾文學‧敘事‧文類—武俠小說札記三則〉一文,載於鄭氏著:《從現代到當代》。台北:三民書局,一九九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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