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九九香港教會普查看信徒出走現象

第 1863 期（2000 年 5 月 7 日）
◎　教會之聲　◎　胡志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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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新」動員不少人力物力完成「九九香港教會普查」，共調查一千零二十三間堂會（全港已知華語堂會總數為一千一百二十九間），數據所反映本港教會的實況，敲響了本港教會的警號！回歸後的本港教會，原來正處於青黃不接的衰退期，不是某些教會領袖認為的復興期。某些堂會在事工發展上有驕人成績，然而整體的業績卻是倒退；普查反映本港教會生態兩極化嚴重，增長的繼續增長，衰弱的仍然衰弱！有關信徒數目滑落情況，引起教會界極大的關注。究竟本港教會在九七前後的四、五年中，起了些甚麼重大的變化？

　　單從信徒人數來看，一九八○年名冊人數二十一萬五千人，一九八九年升至二十七萬零一百人，一九九四年更躍升至三十八萬一千二百人，而一九九九年則下落為二十四萬五千一百一十八人。再檢視崇拜出席人數，一九八○年為八萬三千人，一九八七年為十二萬八千六百人，至一九九四年升至十九萬四千五百人，再至一九九九年下落為十七萬五千五百七十一人（對比居港會友十九萬七千四百零二人）。換言之，從數目推論一九九九年少了一萬八千九百二十九人返崇拜，由九四至九九年下降百分之九點七。一九九九年成人出席崇拜的中位數字為百分之八十一點五人。本港正如歐美地區教會一般，信主人數上升，返教會人數卻下降。面對信徒人數下降的現實，我們可從不同角度思考，本文嘗從信徒出走角度思想。筆者採用較為正面的「出走」（runaway），而非較為負面的「流失」（dropout），前者中性描述信徒離開教會一段日子，而後者則從堂會本位看信徒一去不回。

　　有研究指那些出走信徒，或「不活躍」會眾並非全部放棄信仰；他們不少仍是「信眾」（believers），卻非「屬從」（belongers）。信徒出走不是永久的，青少年階段出走現象較為嚴重，稍後當他們成家立室，兒女出生後，曾有研究反映近五成受訪者會重返教會。信徒出走是堂會普遍現象，教會內部不和不一定是主因，而教會亦不應視他們為永不回頭的一群。聖公會多倫多教區的調查（一九八六），指出那些出走信徒對教會仍有期望，渴望教會在信徒生命歷程內扮演「僕人」角色。 後現代信徒大多擁抱「不要委身的消費」（consumption without commitment），本港信徒對教會態度也不例外。

　　信徒出走教會不是易事，他們不少是經過數番掙扎、帶著傷痛，而最後在無可奈何情況下與教會切斷關係。在他們出走前，很可能教牧、身旁的弟兄姊妹不曾理會他們內心的呼喊，或不予機會與空間表達真實感受，致使他們在孤立無援下，求他而去！綜合不同學者的研究，我們可歸納為四大要素：

1. 社會因素：近數年全球社會急劇轉變，本港經濟惡化，失業問題嚴重，這一切加增信徒的焦慮（特別是中生代中產人士）。工作要求與時間增多，外地公幹愈趨普遍，所謂「資源增值」，令不少就業信徒更多關注與投資在其職業前景，若不提升，就任人提走！信徒就業方面的壓力與焦慮較過往增多

　　

2. 成長因素 ： 信徒的生命成長需跨越大小不同關口：如升學、擇業、戀愛、婚姻、生育與培育下一代等。在某些重要成長關口，若果沒有足夠的指引與支援，信徒認為教會並不關心，個人需要未能滿足，就會失望離開。普查顯示，只有百分之三十五點三會眾參與主日學或教導性聚會；不少堂會的培育事工殘缺不全、師資不足，報讀信徒或是孩童與少年，青成年信徒未能在教會內有適切的全面培育 ！

　　

3. 關係因素：普查顯示，有百分之五十六點七會眾有團契或小組生活，而近一半會眾可能在教會內未曾建立隨時可支援的支持系統。有團契或小組生活，不表示信徒建立好可信任的關係；當然，有總是好過沒有。當信徒與其他信徒（或教牧）關係冷淡或不和，或在某些具體現況下受傷害，他們為避進一步受傷，就索性不返教會。外面世界冷漠，期望教會內有「深度接觸」，誰知人人自閉，不肯讓人接觸 ！當教會內找不到知己，外面卻有無所不談的朋友，信徒為何舟車勞頓返教會？特別是教牧不斷更替，有誰可以信任，關係怎能持久？

　　

4. 事工因素 ：現今本港大多堂會過度「事工化」，失卻「人性化」，往往以事工壓倒一切，於是只見教會事工的推行，卻嚴重忽略信徒在俗世處境下的掙扎。教會為求加添新人，甚至不惜放棄舊人；於是教會多了些新人，與此同時又出走了更多的舊人！ 隨著本港教會會眾年齡中位數字為百分之三十二點二，「三中信徒」（人生中年、經濟中產、教會中堅）漸多，他們承受壓力不少，甚多在教會內感到「憂傷困倦」，期望教會提供安舒休息空間，讓煩亂心靈得以憩息。假若堂會只重事工與活動，信徒出走就成了惡性循環的後果（愈少人承擔事工、事工壓得愈疲累、待支持不住便出走）。

　　總括來說，普查帶出信徒出走的現象，值得本港教牧與信徒一起關注與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