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者作為公眾神學家

第 3020 期（2022 年 7 月 10 日）
◎　每月眉批　◎　施德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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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變得世俗化，並不是當他們完全放棄了宗教，而是當他們不再特別在意被它惹怒。」教會，耶穌的社羣，同樣面對變得世俗化的危機，而且往往在我們最不為意的地方：它對神職人員的理解。這並不是因為教會放棄了牧養的職分，而是他們不再覺得其神學特質有甚麼令人興奮之處或變得平易近人。牧師作為神學家這個想法 — 就是那個打開聖經，幫助人們理解上帝、世界和他們自己的人 — 已不再能夠令大多數教會成員的心在他們裏面「燃燒」（路二十四32）。

　　太多的牧師為了一碗燉扁豆（創二十五20-34；來十二16）交換了他們與生俱來的天職：管理技能、策略性計畫、「領導」課程、治療技巧等等。不少會眾期望他們的牧師具備這些資格，而如果牧師有商業管理碩士學位，那當然更好。在這樣的情況下，新上任的牧師經常抱怨他們的神學院未能在「真正的事工」上裝備他們，也就不足為奇了。與此同時，神學院競相迎合新的期望，改革課程，導致神學在教會中更大的流失。

　　這個故事很複雜，並且已經在別處被論述。基本要點是：神學或多或少地已被驅逐出耶路撒冷。神學既被流放，於是，教會對上帝的認識就更黯然無光。那片應許之地，就是上帝子民的凝聚，因此彷彿一片乾涸的焦土：一片浪費機會的土地，不再像過去那樣培育門徒。

　　Kevin J. Vanhoozer and Owen Strachan, “The Pastor as Public Theologian”, Introduction, Grand Rapids: Baker Academic, 2015.

　　曾幾何時，「神學院」對於一般信徒來說，是個莊嚴神聖、可望而不可及的超凡領域，必須確定某種特殊的呼召，並得到所屬教會的認可，方能進入其殿堂。而作為屬天國度與凡塵領域之間的中介，教會必須一方面緊握上主的心意和啟示，另一方面擁抱世人的需要和絕望，至令上主充沛的恩典，得以流向迷茫的眾生。

　　其實自上世紀七十年代開始，西方福音派教會已醒覺到面對現代化的挑戰、新一代信徒的流失，教會必須急起直追，聆聽以及回應時代的思潮，讓上主恩典的啟示，成為一個真正值得選擇的出路。一些神學院在訓練工人之餘，更嘗試開闢路徑，訓練平信徒領袖，在其各自的領域上落實信仰。事實上當時也確曾出現過一批能夠回應時代、帶領新一代信徒的思想領袖和踐行者。

　　只是隨着社會的安定繁榮，參與崇拜人數的增加，教會又慢慢將全副精力放在日常的會務事工，忙得不亦樂乎。而缺乏需要逼切回應的具體議題，神學則難免變得內向，流於理論與學術，既不特別令人感到興奮，有時更聽得人一頭霧水，不知所云。於是，神學也就無端地背負着鑽牛角尖、不切實際的象牙塔形象。這當然是完全不必。

　　神學之所以必須和不可能過時，是因為它的任務，恰恰是要將上主的聖言，恆常地以當代人能夠明白的語言，點明信仰對具體時代處境的適切性和回應。因此按着實際職分的要求，牧師確實必須同時是一個神學家，否則他如何能夠「打開聖經，幫助人們理解上帝、世界和他們自己」？就像在以馬忤斯的路上，耶穌向兩個灰心喪氣的門徒講解他們所遇見而不明瞭的事，「從眾先知起，凡經上所指着自己的話都給他們講解明白」，以致他們事後不禁彼此說：「在路上，他和我們說話，給我們講解聖經的時候，我們的心豈不是火熱的嗎？」

　　只可惜這明顯並不是今天的實況。為數不少的信徒，每個主日老老實實地坐在教會的條凳上，希望得到上主話語，滋潤飢渴的心靈。而上主的話語，卻往往得不到講者的「釋放」，仍舊被困鎖於重重複複的瑣言碎語之中，變得雞毛蒜皮。

　　這有時當然也是雙方面的。我們所求於牧者的，是他入水能游、出水能跳，既有亮麗的學術認證、豐厚的行政經驗，也通曉各樣世俗的事務。在平安穩妥的日子，神學或許派不上甚麼用場；講道內容的水分再高，也不過是半句鐘的事。

　　只是當時代與社會經歷重大的轉變，舊有對宇宙人生的認識和解釋，在新的形勢下變得支離破碎，連帶信仰亦似乎失去招架的能力。這個時候，我們想起那被流放多時的神學。我們需要重新從神學的角度去反思信仰，在一片荒涼中重新發現上帝的心意，重新發現教會存在的時代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