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修復式正義處理犯罪事件
　專家牧者探討本地實踐可能

第 2869 期（2019 年 8 月 18 日）
◎　要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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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統刑事訴訟制度中，目標只在於懲罰犯罪者，卻忽略了受害人、犯罪者和社羣的需要。風雨蘭及香港基督教協進會性別公義促進小組已於七月三十日，假Anti480反性暴力資源中心舉辦「何謂修復式正義：實踐在本地處理性暴力案件的可能和考慮」研討會，多位學者講解修復式正義的特色，同時分享處理類似事件的經驗。

　　修復式正義主張處理犯罪事件不應只從法律觀點，也應從社羣、受害人和加害者角度出發，強調「社會關係」的修復，同時滿足涉案等人的權利和尊嚴。香港中文大學性別研究課程講師曹文傑博士開宗明義指，修復式正義並非要取代司法制度，事實上在澳加等地也試過兩者混合使用。

　　根據現時司法程序，疑犯被落案起訴後會到法庭受審，起訴權集中在國家及政府，焦點一般放在犯人身上，受害者卻在整個司法程序中變得十分次要，最多只能擔任證人的角色。他指，這種司法制度源自十二世紀的英國，當時王室為了從教廷奪回權力，宣布所有罪行均侵擾了國君安寧，故必須受王室管轄和起訴。結果，國君成了所有罪行的受害人，真正被害者卻被忽略，改變了人民對罪行的看法。此外，人民失去起訴權，法庭只接受法律代表發言，不再容許一般民眾發表意見，某程度上更進一步將受害者邊緣化。

　　關注各方需要 修復破裂關係

　　曹博士指，司法制度有其優點，但卻未必能回應受害人、加害者和社羣的需要。首先，受害人在司法過程中參與度較低，也沒有太多機會可以訴說感受和敘述經歷，最重要是無法確認事件並非自己的錯，這些均與治療息息相關。此外，由於司法制度只將加害者問責，卻忽略了修復式正義重視的價值，如承認責任和明白犯罪行為帶來的後果等。他解釋：「修復式正義強調加害者也有其需要，因為部分加害者傷害別人可能與創傷有關，如果能回應他的創傷，可能有機會降低其犯罪率。」最後是社羣需要，他指罪行發生代表了人與人的關係破裂，也侵犯了彼此的關係，所以必須處理罪行為社羣帶來的傷害。

　　他提到修復式正義的實踐方法，其中一種是安排加害者與受害人見面，又或透過代理人讀出受害者心聲，讓加害者明白違法行為對別人的影響，藉此了解各方的需要，一同思考如何修復撕裂的關係。曹文傑博士重申，修復式正義絕非為取代現有司法公義，其目標不但為修復關係和滿足各方需要，更要了解罪案發生的原因，徹底改善以免再次發生，故輕微或嚴重罪行均適用。

　　訴說不公經驗 聆聽陪伴同行

　　香港浸會大學社會工作系副教授洪雪蓮博士回應指，修復式正義背後具爭議性，故她對此有所保留，但面對司法制度不足，修復式正義或許是現行相對有效的方式。她分享輔導經驗，指大部分受害婦女遭性侵後受傷，報警後需要多次落口供，上庭時又要被律師質疑，這種二度傷害比性侵更嚴重，如最終審判結果不似預期，受害婦女更難走出創傷。

　　此外，她留意到不少受害人會怪責自己，如上庭時表現不佳，覺得自己並非一個好證人，也試過因不想再回憶昔日陰影而拒絕上庭等，以致無法將犯人繩之於法，可見在現行司法制度下，責任和壓力竟落在受害者身上。因此，她分享輔導中如何實踐敍事公義，受害人需鉅細無遺地說出由案發至審訊過程中的不公義之處，強調必須讓她們訴說感受，因這與治療有密切關係，至於輔導者也要確認當中不公義的地方。經歷敍事公義後，不少受害人的論述開始改變，「由覺得自己很失敗，變成會說這是一個選擇去保護自己⋯⋯同時清楚看到這是司法制度的不公。」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講師黃慧賢博士分享，本地教會以修復式正義處理性暴力議題的可能性。她分享介入性暴行事件的經驗，指有人陪受害人同行十分重要，過程中不但給予法律意見，更要為她捍衞應有的權益，至於受害者的家人和朋友同樣需要靈性上的支援。她認為，如教會發生類似事件，教會必須承認這是罪行並尋求改變，如設立防治性騷擾政策等；其次是建立有慈悲心的聆聽圈子，彼此脫下面具，真誠分享當中的不公義之處和憤怒情緒。她指，聆聽是為了讓衝突後仍願意留下的人，重新思考如何互相倚賴地繼續同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