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內地會成立150週年──
　「惟獨基督：內地會來華150年國際學術研討會」（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二十至二十一日）記述

第 2689 期（2016 年 3 月 6 日）
◎　特稿　◎　李金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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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五年，為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 1832-1905）創設之內地會來華宣教一百五十週年。該會來華宣教，成績斐然，深受海內外教會人士之垂注。故台灣中原大學、宇宙光全人關懷機構及中華基督教內地會（台灣OMF）遂合辦「惟獨基督：內地會來華150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藉以紀念內地會來華宣教的貢獻。原來此位被譽為新教「羅耀拉」（Ignacio de Loyola）及「信心差會之父」的戴德生，於一八六五年來華創設中國內地會（China Inland Mission），網羅歐美各宗派的傳教士，同為福臨中華事工而獻身。內地會為一跨宗派的宣教團體，以廣傳福音為職志，而以仰望上主為信心，不靠募捐、舉債，只靠上帝感動信徒，按時奉獻，支持該會在中華大地發展傳教事工。

　　自兩次鴉片戰爭（1839-1842, 1858-1860）以降，清廷戰敗，簽約開放教禁，歐美各宗派傳教士紛紛入華宣教，主要以沿海、沿江省份為據點，相繼於城鄉建立各自的傳教事業，向華民宣教。然而內陸之西北、西南及邊疆省份，仍然為宣教未得之處女地。

　　時戴德生起而創立內地會，宣稱「假使我有千鎊英金，中國可以全數支取，假使我有千條生命，決不留下一條不給中國」，以此犧牲決志，領導歐美傳教士及華人教牧、助手，奮起為基督，努力由沿海至內陸傳教。該會以「基要派」強調原罪，重視信徒屬靈生命，以及穿華服、習華語的「本色化」傳教特質，採用巡迴、醫療及教育傳教方式，深入廣大之中國農村社會，進行佈道，拯救亡靈。而其傳教士之足跡，由是遍佈江蘇、浙江、福建、安徽、兩湖、山西、陝西、山東、直隸、河南、甘肅、四川、雲南、貴州以至西藏、新疆、內蒙、東北各地。其中西南、西北、東北及邊疆省份的開教，皆由內地會首開其先，促成「福臨中華」得以成為事實。內地會對華宣教之貢獻，於此可見。此即本次研討會召開意義之所在。

　　研討會於台灣著名教會大學─中原大學之圖書館國際會議廳舉行。出席者包括中、港、台兩岸三地及美國的華人教牧、學者，共聚一堂。藉對戴德生及內地會佈道的歷史追尋，共同領受近代中國教會史上此一「福臨中華」的「壯舉」見證。會議一共舉行兩天，首天即由中原大學校長張光正及中華基督教內地會總主任致開幕辭。張校長特別於開幕辭中，說明中原大學創辦者張靜愚（1895-1984）與內地會的淵源。繼由宇宙光全人關懷機構總幹事，被譽為「近代中國基督史研究領港人」的林治平教授，發表主題演講。講題為〈理念與符號─一個思考如何解讀基督教與中國社會的模式初探〉，林氏首先指出基督教信仰及理念是普世性，然落實於生活則形成一套符號系統，具有其自身文化社會歷史的脈絡。進而說明近代東傳的基督教，乃具有西方歐美「地域性、特殊性的基督教符號」所形成的信仰理念，入傳中國，有異於中國本土的歷史、文化與社會。故於清末、民初，遭受國人以本土認知的文化脈絡起而反教。而內地會來華宣教士堅持執行本地化、本色化的宣教策略，因而取得在華宣教的成效。該會從而擁有豐富的異文化宣教經驗，深值研究。林氏進而反思當前華人神學院教育的護教學，所談多以「西方教會史、宣教史上所遭遇的難題」，而忽略對中國哲學、歷史、社會文化的研究，有失偏頗。故希望神學院此一教牧培訓養成所，能夠重視本色化，成為能「進入中國文化大河，滲透基督教神學奧祕的頂尖神學家的出生地」。所論尤為發人深省，深值關注。

　　與會學者所發表論文，計共十五篇：包括來自美國黃錫培：〈內地會期刊《億萬華民》（China's Millions）內珍藏之真實史料〉；四川大學宗教學研究所陳建明教授：〈清末民國時期中國內地會在西南地區的文字事工〉；美國波士頓郊區華人聖經教會陳一萍：〈台約爾與中文活字鑄造〉；香港崇基神學院院長邢福增：〈時代巨變下的楊紹唐〉；筆者之〈內地會華牧：蘇佐揚牧師（1916-2007）之生平及傳道〉；OMF饒以德：〈聚焦現代社會的未得之地─內地會在台灣的策略調整〉；OMF宣教士袁瑒：〈中國內地會─海外基督使團（CIM－OMF）宣教士團隊之去歐裔化進程〉；OMF總主任馮浩鎏：〈醫者乎？牧者乎？中國內地會的醫療宣教及本土化教會〉；建道神學院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研究中心顧問李志剛牧師：〈戴德生牧師創辦中國內地會與郭士立牧師創辦福漢會之淵源探析〉；上海大學歷史系陶飛亞教授：〈單一差會研究的崛起：大陸內地會研究的發展與展望〉；倫敦大學亞非學院歷史系訪問學人張勤瑩：〈太平洋戰爭期間內地會的規範及其對傳教士子女的影響─兼論「內地會傳教士子女口述史計劃」的形成〉；四川大學道教與宗教文化研究所張麗萍教授：〈中國內地會在中國藏區傳教的開創及發展〉；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博士研究生胡其瑞：〈內地會教育事工在當代中國的再現─以貴州赫章縣葛布教會聖經學校為例〉；台灣浸信會神學院查時傑教授：〈中國內地會的本色化措施：從傳教士取漢姓漢名的觀察〉；中原大學宗教研究所吳昶興教授：〈與我一生（Og mit Liv）：內地會傳教士葉永青（Peter Torjesen, 1892-1939）及其山西形象〉等，以下分類論述各學者的論文要點。

　　其一，研究與史料。就兩岸三地華人學者對於內地會的研究而言，始於林美玫及蔡錦圖二人的專著（註），近日中國大陸學者相繼起而投身研究。陶飛亞一文論之甚詳，且比較港台兩地與國內學者研究內地會之異同。指出港台學者多以「教會史」角度研究，而國內學者則以「基督教史」角度切入。眾所周知，史學研究以史料為重，黃錫培借內地會出版《億萬華民》月刊之史料，揭示該刊「珍藏」大量內地會之歷史記錄。而張勤瑩則藉內地會傳教士子女（Missionary Kid）之口述歷史，提供內地會研究的新史料。

　　其二，內地會西方傳教士及華人教牧之生平研究。包括陳一萍研究戴德生岳父台約爾（Samuel Dyer, 1804-1843）藉印刷術的「默言」傳教；李志剛探析郭士立（K. F. A. Gutzlaff）創辦福漢會對戴德生的影響。吳昶興探討內地會傳教士葉永青在山西傳教及其所建立具有「華心」的宣教形象。邢福增探究與內地會具有關係之名牧楊紹唐，於建國之初參加三自革新運動之歷程。筆者探究一度成為內地會同工的蘇佐揚牧師，於西北傳道及上海文字佈道的事工，並指出蘇牧於一九四九年後在港事奉乃承襲內地會在華所創的「信心事奉和巡迴傳道」模式。

　　其三，內地會的傳教地區與策略。就十九世紀內地會傳教士來華傳教的「腳蹤」而言，其傳教地區，着重內陸之西南、西北以及「藩部」之蒙古、新疆及西藏等地，堪稱深入不毛，為福音開拓新領域。自然有異於歐美宗派教會的宣教地域。後者乃以沿海沿江通商口岸為傳教據點，逐步擴展，由城鎮至鄉村，其傳教區域仍以「本部」之華南、華北、華中為主。此次研討會學者的「區域研究」論文，明顯得見內地會宣教內陸邊省地域的特色。如張麗萍（未能出席，由陳建明代讀）報告內地會傳教士康慕倫（James Cameron, 1845-1891）及「劍橋七傑」之杜明理（Cecil Polhill-Turner）、杜明德（Arthur Polihill-Turner）等，至西藏傳教及建立傳教事業的歷程。饒以德報告一九四九年後內地會至台灣宣教，因應當地社會、經濟脈動而開展對基層的宣教事工。馮浩鎏報告內地會自一八六五至一九五三年間在內陸省份推動醫療傳教事工的歷程與特質，從而促成本土教會的建立。胡其瑞報告內地會至貴州葛布建立苗族教會，以及於一九三八年創辦「貴州彝苗聖經學校」，至二零一一年竟然復辦的情況，並以教育改變少數民族困境的傳教策略，作為該會宣教成效之依據。陳建明報告清末民國內地會傳教士，在西南地區積極推動文字事工的盛況。就此而論，美國學者柯文（Paul Cohen）一度比較李提摩太（Richard Timothy）及戴德生在華宣教策略，宣稱前者重視由「上而下」借醫療、教育、文字事工傳教而有所得。而戴德生之內地會，則以基層為主，重視口耳相傳之傳道事工而取得成效。然透過上述學者對內地會宣教的研究，未見該會忽略醫療、教育、文字等傳教事工，無疑否定柯文之所論。最後尚須一提者，乃查時傑探討內地會傳教士的本色化，指出該會宣教士除於衣、食、住、行生活層面本色化外。對於姓名漢譯，尤為積極。並多從《百家姓》取姓，而取名則重視認同中國文化之涵義，如「德生」、「義來」、「存義」、「明德」、「繼宗」等。於此佐證內地會本色化宣教策略之實踐。

　　研討會之結束，乃由戴德生家族之第五代戴繼宗（James Hudson IV），以其家族對華宣教傳承的使命，講述〈從戴德生早期宣教經驗看內地會宣教策略〉，為研討會的落幕留下優美的見證音符。

　　此次雲集兩岸三地及海外華人的教牧信徒及基督教史學者，共同召開紀念內地會來華一百五十週年宣教紀念的研討會，實為內地會研究的首開風氣。不但使教會及學界同仁得悉內地會創設者戴德生及該會歐美傳教士、華人教牧同工，在中國西北、西南、東北及蒙、新、藏地區宣教事工的事蹟與貢獻，同時證明了宣教事工之普世性規畫，必須以傳道、醫療、教育及文字等事工，相輔相成，始見成效。內地會傳教士及華人同工，在中國內陸邊省之佳美腳蹤及留下的見證，至今一百五十年回首觀望，依然鏗鏘有聲，深值記懷與學效。而內地會研究，不但為宣教學提供重要示範例證，亦將成為近代中國基督教史研究中不容忽略的一項重要課題。

　　（註）林美玫：《信心行傳：中國內地會在華差傳探析（1865-1926）》（台北縣：花木蘭出版社，2009）；蔡錦圖：《戴德生與中國內地會（1832-1953）》（香港：建道神學院，1998）。

　　李金強（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