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順服在上」與現今應用

第 2662 期（2015 年 8 月 30 日）
◎　文林　◎　徐濟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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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服在上掌權的（賞善罰惡）」（羅十三1-7）和「該撒的物（稅錢）當歸該撒，上帝的物當歸上帝」（路廿19-26），是教內、甚至教外的人最常提到有關政教關係的經文（後者往往被解作政教分離）。但聖經有其原本的世界，即聖經有其身在的處境（context）而後人須先投進經文作處境化（contextualization）解讀，才是合宜。

　　除此兩段，還有相關經文：太十七24-27（主納稅避犯上），路廿三1-4（彼拉多審不到耶穌有抗稅罪行），約十八33-38（耶穌稱我的國不屬於這世界、我是真理的王—這才是政教分離根據），徒四28（門徒若「從神不從人」是有目的—見證真理），提前二1-2（當為在位者代禱使生活安穩），多三1（順服執政的、掌權的），彼前二13-17（為主順服人間制度君王官員，畏神先、敬君後）。

　　上述經文有些處境，值得先受注意：第一，新約的人物、作者及讀者大都是散居羅馬的猶太人，生活在猶太同胞誤解歧視、帝國官員高壓統治之下，時遭逼迫嫁禍，是社會中非常弱勢一羣。初期教會為求生存以傳福音，有需要在政教處境方面妥協。第二，新約基督徒，共歷幾任的羅馬君王、地方分封王（如猶太、撒瑪利亞、加利利）、巡撫等，不同層級的管治者各有謀算，政治世界複雜性不下今天。對此，理解第一世紀弱小的教會與理解中世紀強大的教會，要意識到不同的處境。第三，猶太人亦有各種政治取向的羣體，其中有主耶穌常斥責的文士和法利賽人。初期教會領袖不自視為基督般論斷權貴，而傾向將教會，從俗世不同政治社團中分別出來。第四，出自猶太教的基督教會，被誤作搶奪羣眾的反羅、反猶政治團體（耶穌被誣告為猶太人的王而遭政治逼害）；各地教會不停面對周圍不友善的官民，新約作者、教會領袖更一一受害殉道。新約信息對歷代活在凶險政治處境的教會，甚有對應性。

　　此外，新約作者必然就收信教會所處社會的政教互動處境（即今天所指的政教關係），作某些暗示性教導。然而，後人單從經文字面，往往摸不透背後這些敏感的、對第一代讀者不言而喻的處境，今天的讀經者對這個自我不足要有自知之明。

　　總結而言，上列經文、尤其首四段藉納稅的處境，透顯一些「政教關係」原則：第一，掌權者及其代理人施政若本於「賞善罰惡」原則，基督徒應予以肯定其神授權柄、並對之順服聽命尊敬，就如納稅給羅馬政權縱有爭議性，也可退到「賞善罰惡」後面予以遵從。第二，在位者若不容「基督救罪人」真理的傳揚，則基督徒應當無懼、作出宗教違命（但保持順服心態，甚至接受「罰善」），亦應仍然服從其他方面政令。第三，基督徒樂意支持在位者帶給社會安穩的施政，這對宗教生活和傳揚福音也是好事。第四，君王（如凱撒）有權利要其所要（如收稅），但君王及其一切實皆屬上帝。學者對第二段經文的共識，是指「神權大於君權、神之物多於凱撒之物」，不是指後天意義的「政教分離」。第五，上帝的國度實現在世上是藉着真理之道（先由屬衪的人聽其話行其道），「我的國不屬於這世界」就是神國超越而不融入政權，反以真理優化任何模式的政權以至世上組織。

　　現今中台港澳的政治處境（如民主進程）各有不同，筆者試按以上經訓對應如下。

　　新約作者所言（包括他們選引基督在世的言行），都不否定「賞善罰惡」政權的正當施政如收稅，就算是今人視為不對的征服者統治、世襲者專政（兩者是新約時代政制模式）也予以順服的態度。保羅提出「在上有權柄的，人人要順服⋯⋯掌權的都是神所立的」（羅十三1）是泛論性原則，需配合應用處境和相關真理，予以理順。至於第二節「抗拒掌權的就是抗拒神所立的」原則，經過二千年的處境檢驗當理解為「相對性而非絕對性」原則。因為，二千年來各地出現不少殘暴的君王政權（如今天不少恐怖分子往往是自立為王），不應一概被奉為「神所立的」而民必須順服之。「賞惡罰善」的不義政權，應失去其正理地位—當然，其中存在「不義嚴重度」與「各人判斷力」等影響其正理性的複雜因素，亦存在人民該不服從哪些政令的複雜考量（如舊約收生婆順服法老的位分、卻不服從殺男嬰的政令），這些都需要深入考量。今天政權與人民互動趨強，彼此應多從對方角度思考（如「民不服」不需被視為搞革命）；今天民權增強，公民行動亦要深思熟慮（如「抗政令」是否須勇武抗爭式）。

　　昔日的君主被視作「君權神授」，今日的民主也應被視作「民權神授」。否則，上段羅馬書十三章一節，在今天會出現不具應用性的處境；因為現今民主政制設定「權柄非自上帝而自人民」、以致此經訓會產生「在上有權柄的是人民，人人要順服人民」的矛盾而無從應用。所以，民主之上要「神主」仍在，順服的原則才至今仍有其所用。

　　「賞善罰惡」原則，應用在昔日君主國家和今日民主國家，表明背後有一主持善惡的真理王國這「無形政體」。然而，這種真理掌權的國度應是「政教分立」，有別於中世紀「政教合一」下政教兩類「有形政體」的互惠或互鬥。「有形政體」如政權政府有先天性高危本質，因其擁有正當地位獨攬一些大權—如向民收錢（稅收）、向民動武（平暴）、向民判罰（懲治）等；掌權者操控這些大權（包括權力的行使、分配、下放等），若不以真理為本，極易被權力腐化而貽害無窮。因此，強調真理的教會面對政權，要自持為「外在而非其中」的分子、「非取代政權」的角色；今天的教會不應返回中世紀以「有形政體」擁有上述這些大權或沾上政府任務，教會只宜持守「宣示真理」的角色。就是說，教會應與整個權力系統分開、甚至自我隔離。這一式分隔並不是分離，雙方可容合作、但禁互利（尤其是有形之利）—即教會及其代表性人物至少拒絕政權贈授任何財利、特權、名譽、高位，令教會能與世間團體分別為聖；教會從操上述大權的政府可得的，只應是無形之利—即政府保障宗教信仰的自由，這就已經足夠。

　　教會要高舉、宣講、踐行真理，但目的不是要一一實現基督教國家(Christian Nation) 或實現政權基督化。因為，二千年來的西方國家顯示這是不能實現的理想（只能實現於天堂）。政權與教會是彼此異質不能政教合一的，證之於中世紀歐洲失德的政教結合、近代拉丁美洲失效的解放神學。甚至，若政權大有不是，教會也不須領導人民推翻政權，只須交由人民和政權按「國情」自行解決；因為教會所持聖經真理，目的是建立天國（地上）好子民、而非地上好政府。況且，政府被教會推翻不保證下一個政府好過來（歷史可證），而教會亦不能夠、不懂得重建政權（正如政權不能夠、不懂得建立教會）。因此，教會只應介入政權干預的真理範疇，但對政府事務、制度和運作這些聖經少有啟示的範疇，就應保持自身「非具真理權威」的介入；基於後者，教會中人宜以公民、而非「聖徒」身分，積極行使其擁有的權利。

　　創世顯示，上帝重視世上各種秩序，如萬物各從其類、大地被人治理、家庭成員有序等。聖經未必擁護、但明顯不反對社會秩序由政府負責，始祖犯罪後，蒙救的罪人更須善用真理、監察罪惡滲入這些秩序。從創世記首章「人類治理大地」之使命看，正當性政府的存在，比較無政府的狀態，相對地較能減少罪惡對秩序的破壞。因此政權政府有存在的需要，加上信徒的代禱關社，令人民較有可能達致安居樂業。所以，教會對政府應有此取態：不敵視政權、不威脅政權亦不與之爭權，但要學好真理（教會不學道就不必然擁有真理），以善勝惡與政府並存分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