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繼續希望疫情會很快止息,而他們和他們的家庭會得到倖免。因此他們至少尚未感到任何需要改變自己習慣的義務。瘟疫是一個不受歡迎的訪客,有日必然會離開,正如它當初無端的來。」
卡謬,《瘟疫》
香港最近的流感疫情,以及仍然在非洲肆虐的依波拉,不禁令人記起二零零三年的非典型肺炎。更遠的,當然還有卡繆的《瘟疫》。
這個故事發生於一九四零年的奧蘭城。小說的具體參照背景,大概是一八四九年法屬阿爾及利亞一個城鎮爆發的霍亂。那次疫症,奪去了全城差不多一半人口的性命。
單從數字上來說,當年曾經讓香港跌入谷底的非典型肺炎,只有一千七百五十五宗病例,死亡人數亦只是二百九十九人。比起歷史上大型流行疫症所引致的人命傷亡,幾乎可以說是微不足道。事實上根據醫院管理局癌病資料統計中心的數字,單是二零一二年,香港十大常見癌症的新案例就有二萬七千八百四十八宗,而死亡率亦肯定比當年的沙士疫症更高,至少我們都認識幾個死於癌症的親友。
但疫症對人造成的震撼和影響,卻往往超乎數字可能解說。數字是抽象的。將災難、危機數字化,在讓人變得冷靜的同時,也令人變得冷漠:「比起上個月,因感染而死亡的數字減少了百分之三十六」又代表了甚麼呢?在《鼠疫》中,卡繆並沒有以令人不安的數字、比率去表達問題的嚴重性,反而將焦點放在具體個別的人身上。畢竟,無論只有一個還是一萬個,對於正在被災難煎熬的受害者和他們周圍的人來說,基本上毫無分別。
災難的臨到,總是教人措手不及。要不是遇上撞機或非典,誰又會想到,身邊的人竟然會從此消失於人世?昨天,我們不是還在一起喝茶聊天嗎?
疫症總會過去,正如它當初無端的來。疫症過後,人們照舊吃喝嫁娶、工作生活。倖免的人並不感到需要改變自己生活的態度和習慣。可是,對於倖存的人來說,生活卻不可能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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