倫敦會開設在廣州的沙基堂和佛山福音堂,可以說是兩個重要的基址,而其時梁柱臣牧師,及楊襄甫牧師在兩堂每多互調。尤其是英國倫敦會調派皮堯士牧師(Rev. Thomas W. Pearce,見圖)一八七九年抵廣州之行,對於在廣州、佛山、博羅等地的傳教工作須多認識,而人事關係亦多聯繫。說到孫中山一八八六年在廣州入讀博濟醫院,在主日崇拜中,多到沙基堂聽楊襄甫講道;而楊襄甫在孫中山的新思維,亦必多受啟發,所以孫中山自一八八七年轉往香港,入讀香港西醫書院之後,舉凡返回廣州,多必走訪楊襄甫牧師,暢論推倒滿清暴政的意見,彼此互相砥礪,兩人受益不淺。楊襄甫所受革命的思想,對於當年中國的革命行動,固然採納亦多支持。換言之,楊襄甫牧師是一位新思潮的革命分子,自然將孫中山的思想傳播於教會的知識分子,無怪乎日後廣州成為起義革命重要的基地。
黃述芳於一八八八年在佛山因受楊襄甫的勸導,以致受洗歸入基督。以其時有西國教士派到廣州,不時進入內地鄉村傳道,有感教會人手不足,以致不少傳道人鼓勵黃述芳結束鞋店,專心獻身傳道工作,楊襄甫力加推介,黃述芳終受聖靈感動,決志撇下一切跟從耶穌,到廣州接受中西教士的培訓,朝夕窮經究典,學習祈禱,練習唱詩,前後有兩年之久。直至一八九二年學成,被派與西教士至廣州鄰近四鄉遊行佈道。以當日交通情況,大多攀山越嶺,涉水過河,北至粵北的大庾嶺南雄,及江西贛州一帶;西至廣西省的梧州和南寧。由於各地人民素性排外,對西教士常加橫逆;對於信教的華人,則歧視之為食教之人,如可登臺說教的時候,常遭搗亂破壞,甚至打殺搶刼屢有發生,凡此經歷與昔日保羅傳教處境,所遇各種實情無異(林後十一23-33)。但保羅有說,「萬事都互相效力,叫上帝的人得益處」,黃述芳在遊行佈道的學習,也成了他日到新界元朗開基佈道的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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