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仔女,今時不同往日。這是一個興嘆。
曾有一個時候,工業、商業和服務行業「三頭馬車」帶動香港經濟,打工仔女不愁沒有出路,「搵錢」相對容易,「搵食」不再艱難。在事求人的大好形勢之下,曾有一段好風光。後來,香港經濟轉型,工業北移,靈活的打工仔逐水草而居,另有一番天地。
今時不同往日了。北上一族「鳥南返」。資訊科技取代了很多中層管理職位,把一些為公司出賣了青春的人變成多餘,要被裁減。有些大公司的高級職員,最擔心的是拿俗稱「老人牌」的長期服務獎狀,那是公司快要說分手的信號。
今時今日,職場的生態環境每下愈況,晉升機會大不如前,有上班時間而沒有下班時間變為不成文習慣,只有不吃人間煙火的高官會說出,新一代的大學畢業生的機會比從前多—這種不知民間疾苦的風涼話。
基督徒在職場繼續打拼,就是為了保住飯碗嗎?
韋伯寫了一本叫《新教倫理與基督教精神》的書,是一本九十年代的老書了。他說,在職場或商場上,有一個理性化的過程。在西方受到基督教信仰影響的資本主義社會中,有一個源自清教徒的倫理觀念,叫做「天職」(calling)。賺錢,固然有世俗動機,例如財富帶來權力和聲望,和老一輩的打工仔為做福家鄉等精神上的滿足。
基督徒能在一個艱難的世界不單「捱」下去,而且敬業樂業,是因為有韋伯所說的「召命」。職場是一個從天而來的呼召,要人盡其才德。「才」是才幹,「德」是美德。如果打工而沒有一個屬天的託付,「搵食」可能會判了一個「存在主義式」的刑罰,像卡繆所闡釋的薛西弗斯的遭遇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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