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記者協會每年都會進行新入行記者的起薪調查。據二零一零年的資料顯示,大部分新入職記者的起薪點,持續低沈。其中一位受訪者表示,他的起薪竟然是自己大學同系的一位學長,十年前進入同一報社時的九成。這種工資倒退的情況,據說在其他行業也不是新鮮事物。
這個現象,亦說明了近年來,職場上不時聽到「打工仔女,今時不同往日!」的慨嘆。對一眾打工仔女來說,工資低、工時長,似乎是個揮之不去的殘酷現實。特別對新入職的年輕人來說,生活就只是疲於奔命的低薪工作,在沒有多餘時間與金錢的情況下,想進修增值固然不易,拍拖交友也是談何容易。面對如此令人氣餒的現實,人生還有甚麼指望?
不少人會問:為何香港政府的庫房年年「水浸」、大企業的盈利年年有新突破,香港打工仔女的整體待遇,卻有衰無好呢?打工仔女為何不能分享社會的經濟成果呢?
這些問題都沒有簡單的答案。但從基督信仰出發,卻可看到這個現象是當今不公義社會的產物。往日的工作環境,起碼還有比較合理的作息時間;作為老闆或上司的人,還會顧及一點道德的考慮,不至於對下屬盡情無良地剝削。
面對當今世代,個人力量有限,只能透過集體力量爭取改善。二零一一年中開始實施的最低工資法案是個起步點。香港打工仔女下一回合要爭取的,是對最高工時的限制。畢竟,上帝做人不是要給資本家們提供奴僕;人活著也不單是為了食物而作行屍走肉。搵食謀生之上,更重要是能體驗生命的價值。正是:逆境自強見主愛,打工仔女莫自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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