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向以來，教會領袖的文告，多數只會吸引教內人士閱讀。但這兩三年，卻引起了教外人士的興趣，特別是二○○二年末的聖誕文告，天主教與基督教兩位主教的文告，都在坊間報章引起了討論。
天主教陳日君主教措詞清晰，立場鮮明，指出教會會維護公義，甚至會站在政府的對立面去同情為公義奮鬥而帶來的暴力行動。
基督教鄺大主教卻指出人錯了，不應藥石亂投，不應諉過於人，不應只向外救助，應該回到真理去知錯、認錯及改正。但文中對「誰錯了？」這問題，並沒有點明。
因為沒有點明，民間的猜測很多為報章。寫〈時事悖論〉專欄的王岸然認為可以理解為民主派，也可以是陳日君，也可以是天天講財赤嚴重的政府。整篇文章是個隱喻，不同的人，可以作不同的演繹。
有人以為人不應胡亂猜測，應該向原作者問明他本來要表達的原意。有人以為不必，因為作者決定用隱喻的方式來寫，自然有他的理由。事實上，在近年詮釋學的立論上，文章一發表，即會成為獨立的個體。讀者因應時勢和處境，自有一番體會，他的體會完全不受作者控制。文學批評也有相似的說法：作品一經發表，它會獨立於作者控制之外。重要的不是作者的原意，而是作品所引起的共鳴。
無論如何，兩篇文告，都曾引起群眾，特別是新聞界的注意。有人認為陳文坦白率直，鄺文婉轉高明。前者一看便明，後者需細嚼反思。熟優熟劣，因人而異。不過，作為香港人，筆者總希望政府能接受坦誠的進言，若納諫也要多方面包裝，這政府的氣量實需有所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