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近代西醫西藥傳入中國,先於一八零五年有東印度公司跛(Dr. Alexander Pearson)在廣州著有《英咭唎國新種痘奇書》,由嘶噹東(Sir Geoege Thomas Staunton )譯出,介紹西方種牛痘的方法。其後馬禮遜牧師亦鼓勵歐美差會派出醫生教士到中國行醫,藉此可以傳播基督教。以致美部會於一八三四年派出伯駕醫生(Rev. Peter Parker MD)於一八三四年到廣州行醫,翌年創辦了博濟醫館,使到廣州和鄰近鄉鎮的華人踵門求診,開中國醫院的先河。至一八三八年在廣州籌設了「在華醫藥傳道會」(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由此鼓勵歐美差會派出醫藥教士到中國傳道。因此有不少教士為了響應醫藥傳教的號召,他們在神學畢業之後,繼續專攻醫科,當醫科畢業之後,便派到中國傳道。
醫藥教士亦不容易展開工作,此因這些醫生到了中國之後,因為環境和語言都遭遇困難,特別在語言上的隔閡,都影響到服務的熱誠,所以學習華語便是教士首要的工作。就以伯駕醫生來說,在行醫之前,他為了學習語言,到新加坡學了一年的廣東話,然後返回廣州去行醫。所以當我們細心思想到外國醫藥教士到中國傳道,都是很困難的,特別是和病人的溝通,若非知道病人的病況則難以診斷。在《點石齋畫報》中,曾刊出「西醫治病」一畫,內文有載:「都中施醫院之西醫某君,初次蒞華,未諳語言,而治病給藥必需詳詢,方知病之原委。有西女某教中人亦好善為懷者,願代某君喉舌之司,兩相得而益彰,故赴院病人,日以百計,西士女不以煩冗為苦,殊足多矣!」在此可以體會到一些初到中國的醫藥教士,雖然出於一片熱心,隨即投入醫院服務,因為沒有先去學習好中國語言的緣故,以致求診病人無法表達,醫生固然很難斷症,真可謂費時失事,能醫的病人,亦是極為有限。文中「有西女某教中人」,助新來醫生從事傳譯工作,以致病人增加。在這一位女士,她實在是一位義工,反映十九世紀,在中國居住的西方女士,不少帶著服務的心腸,甘願在生活上從事義務的工作,從而傳揚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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