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彼得牧師：學校是為了傳道與服務

　　《基督教週報》於2026年4月26日刊登蘇義有長老的訪問，其中談及汪彼得牧師的貢獻。汪牧師獻身於基督教教育的事蹟雋永綿長，值得一再回顧與學習。

從受教會栽培至牧職事奉

　　1915年7月25日，汪彼得出生於廣東新會的一個基督徒家庭，是美瑞丹會（即播道會前身）的背景，在該會轄下的大光小學畢業。十一歲時，他與家人移居香港。當時，香港從省港大罷工的陰霾中走出來，百廢待興是社會的寫照。教會是他成長和立志事奉的起點。他憶述：「我1926年同家人搬到香港來，像今天的新移民般有些不慣⋯⋯當日我們找到了鄰近上海街規模不大的神召會禮拜堂，他們的宣教人員及牧師都待我們很好，照顧關懷備至，禮拜堂變為我的家。在那裏，我學識領眾祈禱。我還是中學生的時候，他們鼓勵我做堂會的主席，在參與各種會務中，不但有機會學習，而且激勵了我獻身服務教會。」

　　他入讀英華書院，校園生活是師生融洽親切、同學互助互愛。在信仰上，他頗受啟發：「除聖經課及每天的宗教早會外，我感覺最可貴的是班中團契生活⋯⋯來自各宗派教會⋯⋯我班廿多人中，還有三位獻身為牧師。」（註1）之後，他入讀廣州的協和神學院。畢業後，中華基督教會廣東協會（下稱：廣東協會）派送他往美國的奧柏林學院 （Oberlin College）攻讀宗教教育，並於1940年獲授文學碩士（神學）學位。

　　學成歸來，一心大展拳腳。1940年，廣東協會按立他為牧師，在香港開展事奉。不料，日軍不久來侵，香港淪陷，他隨廣東協會輾轉到湛江、曲江、連縣等地事奉及牧養。戰後，他參與善後救濟處的工作，又前赴外地籌款。1947年，獲美國的奧特本大學（Otterbein University）頒發名譽人文學博士，並擔任該校「百週年校慶教育研討會：培育世界公民」的演講嘉賓之一。同年，他擔任廣東協會總幹事。1950年，他響應吳耀宗發起的三自教會。1951年，他離任總幹事，全職牧養廣州仁濟堂。1956年10月，他乘探親之便，決定在香港留下來。翌年7月，他成為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下稱：香港區會）的總幹事。（註2）上任不久，香港區會學校總校監鄭信榮牧師（Rev. E. G. Jansen）退休。汪牧師旋即邀得昔日在廣東協會的宣教士潘頓牧師（Rev. H. P. Bunton）接任學校總校監。兩人合力下，推動教育高速發展。他們首先重建在元朗、青山、荃灣、大埔和大嶼山的大澳的五間舊小學，又向教育司署表達香港區會有意辦學，並能協力應對教育學額不足的問題，政府反應十分正面。此外，由於本地教會財力支持有限，汪牧師從海外差會爭取資金，解決籌款的問題。

務要傳道

　　1960年，汪牧師在香港區會的事工報告書中明確提出，學校與教會之間應存在緊密結合的關係，其原則：「每建一所學校，必同時計畫有聖堂，更可能包括有社會福利中心」。此時，梅窩堂、元朗堂、全完堂及長老堂是新的堂會。及後，同樣在學校基礎上建立新的，如黃大仙錦江紀念禮拜堂、官塘梁發紀念禮拜堂及深水埗深愛堂。翁傳鏗牧師統計，汪牧師任內一共「建立新禮拜堂10間，另有購買普通樓宇或利用學校禮堂建立的禮拜堂5間。至於學校方面，則有6間中學，新建13間中學和小學39間。」（註3）

為了授業：「基協」、「扶輪」倡實用

　　1957年，汪牧師出任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總幹事，以新思維開拓傳道與服務，包括在1959年由區會開辦汽車機械訓練班，招生、訓練學員，使他們得一技以謀生。汽車機械訓練班開辦得非常成功。雖然計畫在老虎岩（即今日的樂富）建立正式校舍未能成功，但這一嘗試卻成為了後來香港「實用中學」和「職業先修學校」的萌芽與奠基石。

　　創立於1963年的基協實用中學，便是一個突出的例子，汪牧師擔任校監。1966年迎來他們第一屆畢業生，在學校的通訊中，有以下的記述：「創校至今已有三載，選讀本科（工科）之學生，平日對各項技能之訓練深感興趣，是以成績良佳，本年度第一屆工科畢業生除部分進入金工、木工、汽車修理，板金工等訓練班繼求深造外，其餘大多數將直接進入工廠，工場從事生產、製作、繪圖或修理等工作，對將來對本港工業發展，當會有所貢獻。」（註4）這是香港基督教教會當時唯一的實用中學，之後其他教會也「相繼仿傚」。（註5）

　　1966年底，中華基督教會向政府申辦一所「基藝初級工業中學」，及後亦修訂為申辦一所實用中學。及至1968年，九龍西區扶輪社向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捐贈20萬元，以協助籌建此校。及後，因應政府有意推行職業先修教育政策，學校名稱隨之改為「中華基督教會扶輪職業先修學校」。1972年，基協實用中學學額供不應求，扶輪職業先修學校提前於同年9月開辦。當時，兩校同用一校舍。1974年9月，扶輪職業先修學校遷入現在位於樂富橫頭磡的校舍。汪牧師亦擔任此校的校監。

為了服務：徙置大廈的學校

　　余妙雲在《基督教週報》的〈從貧說起：天台學校〉（2015 年 1 月 25 日）說明了天台學校的歷史意義，「當時不少教會都積極回應，一來教會有責任關懷失學兒童，讓他們都得享教育的權利。二來亦期望能透過教育進駐徙置區，建立教會，向居民傳揚福音。」以下列舉兩個香港區會開辦這類型學校的例子。

　　中華基督教會基聯學校：因應「世界難民年」的國際人道援助契機而籌建，校舍座落於竹園新區（即今日黃大仙下邨）第14座天台。此校是直接回應戰後難民潮，亦為木屋區大火後遷入徙置大廈的清貧子弟，提供即時基礎教育的里程碑。

　　中華基督教會全完第三小學：創校於1961年，最初以「全完第三校」之名，借用大窩口徙置區第10座與第14座的地下空間及天台進行教學。該校見證了荃灣及葵涌工業區早期勞工階層子女的求學歷程。1980年因大窩口邨清拆重建，原來校址即今日的富平樓及富靜樓。學校後來遷往沙田沙角邨並更名為「基覺小學」。

小結

　　基督教教育，務要傳道、授業、服務。曾有人提出，教會投放大量資源在教育是「冒險的投資」，恐怕一天政策改變，一切變成「白白損失」。汪牧師回應，留下了發人深省的一席話：「如果真的有一天政府要接辦所有的教會學校，我們所面對的是能夠負起全民教育責任的政府，我們應該高興將所有的教會學校雙手交出，因為我們素以辦學為服務，並非以辦學為投資。歷史事實已經證明，教會所做的都是開路先鋒的工作，是給予，不是佔有。為甚麼擔憂？最怕的是我們沒有趁着機會去傳道與服務。」

　　（註1）以上的兩段引文，摘錄自汪彼得《總幹事的話》（香港：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執行委員會，1983年），頁349-350。

　　（註2）有關他的生平，詳見翁傳鏗〈出生廣州的汪彼得〉，《省港基督教先賢》(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2022年)、邢福增〈汪彼得牧師〉，《香港教會人物傳》(香港：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2014年)，頁88-91。

　　（註3）〈出生廣州的汪彼得〉，頁49

　　（註4）《基協通訊》3期 (1965-66)，頁14。

　　（註5）潘玉娟《汪彼得牧師在香港工作之初探》（香港：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2002年），頁 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