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徒的現實主義

　　我們必須確信，並不存在「基督教原則」這回事。只有基督本身，才是一切事物的原則。但如果我們希望忠於他，就不能夢想將基督信仰簡化為一些原則（儘管經常這樣做），其後果可以邏輯地推斷出來。這種將永生神的工作轉化為哲學教義的傾向，是神學家和信徒不斷受到的誘惑；當他們將聖靈的行動轉化為一種道德、一種新的律法，變成一種只需要「應用出來」的「原則」時，他們就是最大的不忠。基督徒的生命並不是源於一個「原因」，而是邁向一個「目的」；正是這一點，徹底地改變了人類的面貌，使基督徒的生活不同於其他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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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方面，很明顯，基督徒永遠不能與過去或原則綑綁在一起。在政治世界中，他必須運用《傳道書》（第三章）的規範：「凡事都有定期，天下萬務都有定時……他使一切都在適當的時候成為美好。」因此，沒有一種基督徒的態度可以適用於所有的時代；根據不同的時代，看似矛盾的態度，可能同樣是好的，只要它們在歷史上留下了忠於上帝旨意的印記。因此，沒有必要忠於某種思想、學說或政治運動。用世界的語言來說，所謂「忠誠」(fidelity) 往往只是習慣或固執。基督徒可能屬於右派或左派，他可能是自由主義者或社會主義者，這取決於他所處的時代，也取決於根據當刻，這個或那個立場對他來說更符合上帝的意志。從人的角度看，這些態度確實是矛盾的，但它們的統一性在於尋求那即將臨在的國度。正是根據這個國度，基督徒被要求判斷當前的情況，而這些情況不能根據其道德內容，或個人的政治觀點來判斷——也不能根據它們與人為的教義的關係——也不能根據它們與過去的關連判斷，而只能根據那恆常存在，他們與基督再來（Parousia）的關係來判斷。毫無疑問，這是一種困難的態度，充滿了陷阱和危險，但它也是唯一看來符合基督徒生命的態度；我們從未被告知這是容易或保險的。

　　事實上，幾乎所有基督教的政治態度都是錯誤或是災難性的（例如耶穌會或君士坦丁的政治態度），這是因為人們的判斷，已經從上帝的國度轉移到一種倫理教義的角度，而人們一直試圖建構「從福音推演出來的政治制度」！

　　Jacques Ellul, "The Presence of the Kingdom", pp.52~55, NewYork: Seabury, 1967.

　　「現實主義」作為一種價值觀，不要說信徒，恐怕就是一般人也會嗤之以鼻。但「現實」之所以勢利、短視、斤斤計較，卻只因為它背後並沒有守得住的價值。正如使徒保羅曾經論這些人說：「讓我們吃吃喝喝吧，因為明天要死了。」倘若死亡是一切的終結，你又怎能怪他們沒有明天？

　　相對來說，基督徒卻經常被囿困於自己建構的「立場」與「原則」——例如某種保守（或趨時）的政治或道德主張 —— 甚至引以為傲。但將基督信仰簡化為一些可以邏輯地推斷出來的立場、原則，正如作者指出，不締為將上帝的工作轉化為哲學、教義，將聖靈的行動轉化為一種道德、一種新的律法。

　　上面引用以祿那段說話，令人聯想到潘霍華在《論倫理》（"Ethics"）中精闢的觀察：「我們不是問，善在本質上是甚麼；我們是問，對於我們活着的人，善到底是甚麼。……善的問題，是在我們生命每一個有限而未有定論，獨特而無常的具體處境中，在我們與其他人、事物、制度和權力的互動關係中，換句話說，是在我們歷史性的存在中，被提出與被決定。善的問題，再無法從生命的問題、歷史的問題中抽離出來。」（頁214）

　　作者指出，一件事只是按其時態而成為好或壞，按上帝國度亮光中的處境、在那將臨國度中是否配合上帝的工作，並就其是否榮耀上帝來斷定。作者認為這就是以「實現終極的臨在」，去體現基督徒存在的革命性。

　　這種永遠要求嶄新和當刻的判斷，是基督徒現實主義立場的核心所在。任何「先例」，都只有參考的價值，而不能作為絕對的規範。那些將安全感建基於原則、立場的人，其實只是容讓一種相當世俗化的想法，去決定甚麼是基督徒應有的態度。

　　我們經常看見一些非信徒引用他們並不明白的經文，去批評基督徒為何不這樣那樣。但他們卻往往只是斷章取義地作出取巧的批評，而非經文原本的意思。倘若他們在任何方面活得比基督徒好，那或許信徒確實該引以為鑑，卻不必因而同意他們隨後道德或教義上的論斷和批評（路十六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