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南方州有兩個綽號:棉花帶、聖經帶。這裏的基督教傳統特別深,每到週末,一大早就有人敲門傳教。開始我很好奇,客氣地請他們進來,他們一坐下就開始傳福音。我也出於好奇和他們去過教堂。教堂裏舉辦查經班,大家一一站起來檢討自己這一週犯了甚麼錯,與兄弟姐妹們分享,然後請主寬恕和祝福。這讓我想起「文革」時學習毛主席語錄研討會,每個人都要發言做批評與自我批評,鬥私批修,從靈魂深處爆發革命。我之所以聽完宣教後不為所動,原因之一是它很難不使我聯想到昔日場景。我是在另一種宗教意識濃郁的環境裏長大的,二者甚至連儀式都相似。當然我明白二者之間有深刻的區別,但信仰是一件很嚴肅的事情,我不想拿它當保險買。有一位叫Christopher Hitchens的英國作家,一生不遺餘力批判所有宗教,他專愛與牧師、神父當面激辯,講過很多犀利、刻毒的俏皮話,但我記得最清楚的是這句話:如果真有一個像你們讚美的那樣聖明的上帝,他一定不會罰我下地獄,他會欣賞我的拒絕盲從。此言深得我心。我一直對人說我太理性了,信不了任何宗教。實際上,我對於任何帶有強制性的組織行為,都會本能地警惕和反感。
~ 查建英、加藤嘉一,《自由不是免費的》,頁144,牛津大學出版社,2020
這是一位美籍華人和一位身在中國的日本人的「新十日談」。北京大學是他們在不同時期的共同母校。
查建英畢業於北大而啟蒙於美國。她四十年來用英文給美國人講過很多中國故事,現在用母語對中文讀者講美國和中國的故事。她說,談了整整十天後,突然覺得美國的話題是談不完的,而中國的話題已經不想談了,感覺是幻滅。
加藤嘉一是即將離開香港的日本人,寫過《愛國賊》,經常感到憤怒,但他說憤怒很重要,尤其這兩年在香港,從未如此憤怒過。憤怒成了他活着的動力。他會繼續關注香港、關注內地,研究中國。
他們在這十天裏所覆蓋的話題非常廣泛,但亦相當個人。上面節錄的,是查建英到美國之後初遇基督宗教的經驗。基於對基督信仰的陌生,作者對基督宗教並沒有先入為主的抗拒,甚至有點好奇,因此或許值得教會參考借鏡。
事實上,美國福音派是香港人最熟悉的基督教傳統。早年的葛培理佈道大會,稍後的「福音大爆炸」、學園傳道會、Youth with a Mission等大型福音遍傳運動,是香港教會增長最蓬勃的日子。大部分本土福音派教會,多承傳自這類福音遍傳事工,自然也同時承傳了他們對信仰基要的理解,以及傳教的方式。
而正因為福音派傳統是新一代香港信徒接觸基督宗教的原生環境,因此對於這個傳統的一切,幾乎都是理所當然地照單全收;事實上對他們來說,也再沒有其他的可能了。加上更早的基要主義傳統對「純正信仰」的執着,也就順理成章地讓三福、四律成為福音最基本、「純正」的理解。
或許最令香港信徒感到驚訝的,是查建英談到「我之所以聽完宣教後不為所動,原因之一是它很難不使我聯想到昔日場景。我是在另一種宗教意識濃郁的環境裏長大的,二者甚至連儀式都相似。」
這不禁令人想到,基督宗教在內地改革開放後如雨後春筍,會不會跟這「另一種宗教意識」有關?當然,在這方面,我相信在大城市的知識分子,跟在農村的基層農民之間的差別,應該還是挺大的。知識分子感到警惕和反感的,對貧下中農可能會勾起波瀾壯闊的回憶。
這當然不是我們所樂見。我們寧可相信,他們信教,是因為信仰提供一個截然不同的選擇,而不是因為它令他們懷念往昔生活在羣眾中的日子;我們寧可相信,宗教將他們從舊有的意識形態中釋放出來,而不是將他們從一個思想籠牢轉到另一個本質相似的封閉系統。可這卻正是查建英個人對美國(南方)福音派的感受,雖然她立時補充:「當然我明白二者之間有深刻的區別,但信仰是一件很嚴肅的事情,我不想拿它當保險買。」
無論如何,強制與束縛,對於一個受過西方思想洗禮的人來說,是個相當重要的指標。「耶路撒冷的眾女子啊,我囑咐你們:不要驚動、不要叫醒我所親愛的,等他自己情願。」(歌八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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