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思基督徒的社會使命
　在矛盾中成為中保角色

第 2921 期（2020 年 8 月 16 日）
◎　要聞

分享： Whatsapp 電郵 臉書 推特
 

　　環球聖經公會已於七月二十四日舉辦「再思基督徒的社會使命」講座，由香港浸會大學宗教及哲學系副教授及副系主任郭偉聯博士主講，從歷史進路探討從七十年代至今基督徒的社會參與。

　　郭偉聯博士認為，在過去一年激盪的社會運動中，因着一些基督徒的參與令教會與抗爭拉近距離，卻帶來教會中有不同想法。他從歷史回溯教會的社會參與指出，香港教會對於社會參與和關懷的定義充滿含混性，如將社會公益和執行公義混在一談，針對同性婚姻等議題時卻又走得很前。他認為是因七十年代教會最初對社會參與和關懷，顯然有心卻無清晰綱領，「行公義好憐憫」形成了感情式的參與，卻未有細心思考。

　　他解釋，七十年代是青年人的時代，亦是反動的年代，當中有六七暴動、左派學運等發生，社會思潮引發年輕人有很多思考，認為教會不應困在四堵牆內，需要尋找比非基督徒有更好的答案，在張力底下尋求出路。從社會學以身分理論而言，主要分為三種路向，認受身分就是建制派；抵抗身分因感到好大危機，需要拒絕外面挑戰；願景身分則是提出轉化和願景。他強調，七十年代信徒的社會參與非常含混，只是出於個人情感，行動綱領、方向、手法都不清晰，唯獨關心是清晰的。

　　郭偉聯博士續指，香港教會在戰後流入了大量逃難的宣教士和內地華人領袖，並成立宣道會、靈糧堂等宗派，他們對生命的熱熾和重視屬靈，對嬰兒潮年輕人有很大刺激，其中有對原來教會領袖的不滿，溝通不果，領袖打壓，造成教會大出走，在外形成了新興教會和事工，如平安福音堂、學生福音團契等。

　　七十年代面對不安的社會，政府政策本土化，尊重社會領袖意見，令教會有更多社會參與的機遇，如般福堂成立社會服務中心，「但同時教會的社會參與很易被政府牽住走，政府提供地和方便，令教會忘記關心社會不一定與政府合作。」他認為，其中有幾位教會領袖影響延續至今，包括蘇恩佩、郭乃弘牧師和蔡元雲醫生，從不同面向和進路參與社會。一九七四年《洛桑信約》成為基督徒重要的神學依據，但仍有含混處，亦有認為本土反省影響更深。

　　他續指，八十年代的參與愈來愈多重大和活躍，如反兩巴加價決議，是普世派與福音派聯合參與社會運動；協進會「八十年代香港教會使命」諮詢會議，清晰提出五項共識：向低薪市民傳福音、向學生傳福音、 關懷中國教會、參與公共政策釐訂、影響市民心態；《信念書》的草擬等。同時衍生很多新團體，以致更加百花齊放，包括香港教會更新運動委員會、基督徒守望社、《時代論壇》創刊等。直至在聯合聲明及六四後始穩定下來，由極端悲觀變成積極服侍，成為中國事工的崛起，同時有關注倫理道德層面的明光社成立等。

　　郭偉聯博士認為二零一零年《開普敦承諾》，為教會帶來清晰指引，整全的使命是福音的宣講和體現，福音和社會的關係不再含混。雖然近年有不少信徒以個人身分帶着基督教思想參與社會，但教會未有參與。他鼓勵教牧多看開《開普敦承諾》，從中尋找可能的行動，而非單是情感上的解決。

　　他認為教會的困難在於面對對峙，包括中港、教會的關係，以及被邊緣化，「教會應做中保和橋梁的角色，香港教會需要在願景身分裏面，去思考可以為鄰舍作甚麼呢？」他又鼓勵年輕人更多與老一輩去溝通，給予對方空間參與，如流堂（flow church）第一次聚會，邀請建道神學院榮休院長梁家麟牧師祝福，他期盼教會以更具創意的方法化解矛盾，彼此接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