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前香港基督教徒
　型塑社會貢獻良多

第 2799 期（2018 年 4 月 15 日）
◎　要聞

分享： Whatsapp 電郵 臉書 推特
 

　　十九世紀的香港基督徒在經濟、教育及醫療等方面都為社會帶來不少貢獻。聖言書藝社於四月七日舉行「戰前香港的基督教與教徒」書法雅集，由前香港歷史博物館總館長、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名譽助理教授丁新豹博士主講。

　　丁新豹博士指出，基督教的在華歷史比起唐朝景教和天主教相對較短，馬禮遜於一八零七年從英國到澳門和廣州，成為首個從西方來華的基督教新教宣教士。其後成立的馬禮遜紀念學校人才輩出，不少學生參與在近代史革命中。此外，留學生之父容閎在耶魯大學回流後，說服李鴻章讓慈禧批准一百二十個學生到美國留學，當中的學生亦因而加入基督教。

　　他續言，香港的基督徒對近代中國的型塑貢獻良多，因為宣教士來華主要透過行醫和辦學傳教，基督教學校培養出本港最早的華裔菁英，並由菁英開辦更多基督教學校，影響更遠。無獨有偶，十九世紀香港的華人立法局議員，伍廷芳、黃勝、何啟和韋玉四位均是基督徒。

　　「那年代的基督徒與今日基督徒是兩碼子事，十九世紀的基督徒是社會地位身分的重要表徵。」丁博士解釋，治港的英國人大多是聖公會背景，他們認為基督徒較能信任，而且當時的基督徒與教會關係非常密切，同時擁有國際視野，能貫通中西，因此經常被委以重任，甚至有特權。此外，基督教家族間經常互相通婚，例如伍廷芳的太太為何妙齡，其父為何福堂牧師，其弟則是成立雅麗氏醫院及附設之香港西醫書院的何啟爵士。

　　孫中山先生來港後就讀香港西醫書院，丁博士指孫初信時是非常虔誠的基督徒，因此估計他原初讀醫的目的是為了傳教。而英國倫敦傳道會在港創立的道濟會堂，為孫中山經常聚會的教堂，亦即今日位於般含道的合一堂，丁博士指合一堂以十月十日為堂慶紀念日亦與此有關聯。時任道濟會堂會牧王煜初牧師，其兒子王寵惠與孫中山交投甚密，後更赴台灣為國民黨擔任法律專家。而從多張歷史照片可見，孫中山先生及其支持者大部分均是基督徒。

　　丁新豹博士說，一八八二年政府批出薄扶林基督教聯會墳場，為本港首個為華人而設的永遠墳場，比香港仔華人永遠墳場早近三十年，從中可以找到大部分十九世紀對香港影響尤深的基督徒墳墓。「這班基督徒最早定居香港，因為信教，他們不拜祖先，家中亦沒有祠堂，所以尋找永久定居的地方。」因此當年政府先向基督教批出永遠墳場。

　　例如四大百貨公司的創辦人，新新李煜堂、先施馬應彪、大新蔡明、永安郭氏兄弟均葬於薄扶林基督教墳場。此外，在革命時期熱心捐助的建築界鉅子林護亦葬於此，林護曾以中式建築建造本土化體現的香港聖公會聖馬利亞堂，亦為聖保羅女書院創辦人之一；養和醫院首任院長李樹芬醫生等多個對香港發展影響尤深的信徒，同葬於薄扶林基督教墳場內。

　　丁博士最後補充，女校的出現與基督教息息相關，當年聖公會首肯聖士提反學校成立女校，背後是有意建立基督化家庭，讓男基督徒可與女基督徒結婚。歸納以上種種，他認為香港的基督教會及教徒對近代中國的型塑貢獻良多，特別是政治、經濟、社會、教育、醫療及移風易俗等各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