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百年聯合基業(上)

2460 期(2011 年 10 月 16 日) ◎ 特稿 ◎ 李志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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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百周年神學研討會

  《主恩萬載.共創未來》

  二零一一年十月二十二日 (禮拜六) 下午二時至三時三十分 九龍窩打老道城景國際酒店

  

  反思百年聯合基業(上)

  檢討過去一世紀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事工,看其得失及既濟與未濟

  一、聯會創立的起源及背景

  香港之有華人教會的創設,是起源於歐美差會在港建立的佈道事工。就《香港基督教會史》所載,各差會教士在香港先後開基有:美國浸信會叔未士牧師(Rev. Jehu Lewis Shuck)於一八四二年三月由澳門遷港,在上環百步梯設「宏藝書塾」從事福音宣講。英國聖公會史丹頓先生(Mr. Stanton)於一八四三年在港開創華人傳教工作。同時有英國理雅各牧師(Rev. James Legge)將馬六甲英華書院遷來香港,「初無教會名稱,信徒華人皆在英華書院受水禮,俗稱英華書院公會」。德國差會派遣教士來港,先有「巴色會韓山明、黎力基二人;巴冕會葉柯二牧,同抵香港,時一八四七年三月十九日」。美國美部會(The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 for Foreign Missions,即公理會)有喜嘉理醫生(Dr. Robert Hager )於一八八三年三月三十日抵港,開展佈道工作。華人梁安統牧師於一八八四年「絜眷由澳洲返港,概要擔任義務,主理聖工,將學塾改為教會」。及至一九一四年,香港教會已有五大宗七大公會的形成,所謂五大宗即公理宗;信義宗;聖公宗;浸信宗;循道宗,而七大公會即是倫敦會(合一堂)、美華會(公理會)、巴冕會(禮賢會)、浸信會、安立間會(聖公會)、巴色會(崇真會)、惠師禮會(循道會)等七大公會。時至一九四一年即有五大宗十四公會的組織。而十四公會包括有中華基督教會(倫敦、公理、長老、同寅等公會,合而成立)、禮賢會、崇真會、浸信會、聖公會、循道會、神召會、中國基督徒會、便以利會、海面傳道會、聖潔會、播道會。按七大公會主要是指道濟會堂(合一堂)、公理堂、禮賢會堂、香港浸信會堂、聖士提反堂、西營盤巴色會(崇真會救恩堂)、惠斯禮會(循道會)等七所教堂而言,於一九零七年間,全港信徒約有二千人之數。而七所教堂專向華人傳教,多集中於中環、上環、西營盤興建教堂,一帶為鄉親和歸僑聚居之地,各區環境頗為相近,信徒均可徒步聯繫。信徒多有通婚的關係,以及職業的關係,所以七大公會信徒多有親屬姻親,宗親、鄉親、同學,同業等相連關係,是以構成華人教會日後組織聯會合作的重要因素。

  二十世紀肇始,中國和世界局勢均有極大變遷,而影響香港華人教會亦鉅。就一九零零年因義和團運動,引致八國聯軍侵華,翌年簽訂《辛丑條約》,中國陷於瓜分局面,國勢危殆,上海基督教徒有見西教士傳教所引致種種不平等現象,故有於一九零三年即有中國基督徒會的成立,倡導華人信徒自理。越年本港信徒有所聯繫及響應,故香港有「中國基督徒會」的設立。是本港信徒多參與孫中山革命運動的教會組織,無形成為支持革命教徒的聯合機關,著力教會宣傳革命工作,與各地「中國基督徒會」均有密切聯繫。及至辛亥革命成功,孫中山翌年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四月辭任,在經香港返香山之時,在港集資出版《大光報》廣事革命宣傳,有林護、張祝齡、區鳳墀、尹文楷、麥梅生等教徒大力集資響應,其後張祝齡牧師、麥梅生長老熱心參與筆政,是以辛亥革命運動無形促成信徒的合一運動。

  特別是十九世紀末期在西方教會興起的學生宣教運動,自穆德(Dr. John Mott)於一八九五年出任青年會北美協會會長後,提倡成立「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於一八九九年派出蘇森(Walter J. Southam)來港籌設香港青年會,於一九零一年成立,是屬香港基督教第一個聯合組織。而穆德對香港基督教青年會貢獻良多。一九零三年有培道聯愛會;一九零七年有奮興會;主日學合會的成立的,凡此教會團體屬香港早期七大公會信徒組織基督教聯合事工,而《教會史》則編入社會事業類別。及至一九一零年在愛丁堡舉行的「世界宣教會議」 (The World Missionary Conference, Edinburgh),穆德任大會主席,鼓勵各把教會聯合推動傳福音工作,會後成立「續行委員會」(Continuation Committee) 繼續執行愛丁堡宣教會議的決議工作。

  此因穆德博士於一九一三年二月來華,在廣州舉行基督教會議四天,在廣東、廣西、福建三省教會代表出席相討教會宗派聯合事工,因而有「各教會宜設地方聯合會,及各省聯合會,推廣天國之事業,通力合作以利進行」的決議,故同年有廣州基督教協進會之產生。時至一九一四年因廣東發生西江水災,和秋間有美國青年會北美協會亞洲區總幹事艾迪博士(Dr. George S. Eddy)來港主領佈道大會,有須教會集議策劃其事,使各堂會有感成立主香港基督教聯會的必要。況且同年八月二日歐戰爆發,香港社會亦為動盪,教會備受影響。而聯會的創設,對於大戰年間香港華人教會自有安定和維繫作用。就以禮賢會香港堂新堂於一九一四年七月落成,於八月一日舉行開幕禮,同日德俄宣戰,兩日後德國西牧及差會全部職員均須撤離香港,禮賢會信徒迫於形勢,實行自理。聯會一九一五年創立適逢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故聯會則舉倫敦會皮堯士牧師(Rev . T. W. Pearce)在一九一五年和一九一六年任聯會主席:威禮士牧師(Rev.Wells)任一九一七年聯會主席。可見聯會的成立本有愛國和合一精神,而對西教士的參與和支持,顯明本地教會與差會的合一性,聯會並非是一個排外和及宗派主義的組織。

  

  二、聯會的組織及其「三濟」整全功能

  香港基督教聯會的創設,先有華人教會於一九一四年秋間舉威禮士牧師、王愛棠牧師、胡爾棟先生三人為聯會起草章程委員,年冬召集各會代表舉行會議,討論章程進行修訂。至一九一五年四月八日聯會首次代表大會,按章成立聯會,互選職員,主席皮堯士牧師(道濟會);副主席翁挺生(公理堂);書記王愛棠(禮賢會);司庫胡爾棟(聖士提反堂);司數施慎之(浸信會)。此外設有傅道部、教育部、慈善部、公墳部、調查部。按聯會最初定名為「香港中華基督教聯會」,宗旨則為「聯絡本港華人基督教會辦理教會之共同之事業,增進教友互助精神」。所定堂會標準:「欲加入本聯會為會員者,必須與各會員信仰,不相抵觸;並無攻擊之宣傳,亦須與各會員,共同努力,擔負聯會經費,如此方合入會資格。」對於權利義務:「本聯會一切權利義務,皆屬平等,凡傳道慈善公墳教育各種事業,皆屬共同擔之,其中有會友利益者,亦屬共同享用,並無輕重之別。」在此得見聯會會員堂的聯合是有共同合作的目標;在教會的準則上排除互相攻擊不合作的元素;至於權利和義務是不分會員大小,彼此平等相待,因而發揮合一的精神。在一九一五年創會之時,聯會的工作分設有傳道部、教育部、慈善部、公墳部、調查部等五大類事工,時至一九六三年增設有出版部。又於一九九八年將慈善部改為慈惠部;公墳部改為墓園部;調查部改會籍部。歸納六大部門的事工可稱之「道濟」、「理濟」、「利濟」的基督教「三濟」整全聖工。本於耶穌基督在世的工作,即「耶穌走遍各城各鄉,在會堂裡教訓人(按為教育的理濟);宣講天國的福音(按為傳道的道濟);又醫治各樣的病症(按為慈善的利濟)」,目的是對人身、心、靈整全的關懷。

  教會和教會信徒以基督的心為心,高舉耶穌基督福音的大能,才可達至「三濟」整全聖工的實現。就以聯會六大部門聖工作出「三濟」的分析,則聯會近百年的推行的工作,均符合耶穌基督囑咐門徒所履行的使命,因而甚獲各會員堂和眾教會兄姊的支持和合作。

  

  三、聯會的開創時期(1915-1941)

  自聯會於一九一五年創設,以至一九四一年日本侵佔香港,於此二十六年可稱之為聯會的開創時期。而在二十六年間,香港社會本身已有很大的變化,同時由於中國政局和世界局勢轉變,對聯會的事工均有重大的影響。即如聯會成立之年,正逢中國民國建國不久,又值第一次大戰爆發;時至一九二五年有省港大罷工發生,以令香港經蕭條。國內一九三一年日本入侵東北發生九一八事變;一九三七年七月月七日發生蘆溝橋事變,抗日戰爭開始;一九四一年日軍發動太平洋戰爭,第二次世界大戰全面爆發。香港自身的處境,以及國內和世界的時局變遷,對於香港社會和經濟帶來震盪和衝擊,所以聯會面對時局固然要有所適應,在事工上有所調節。就以一九二五年省港大罷工,則有十萬多人離開香港返回廣州;一九三七年因日本侵略中國,香港人口突增至一百萬人,所以香港處於一個人口變動中,信徒生活未能安定,以使教會傳教工作難有順利發展。

  聯會成立之初,本無既有定的事工,及至一九一五年即有主日學合會;公墳合會歸入聯會管理。其後又接辦廣蔭老人院,和海面傳道會,以使聯會「三濟」聖工獲得發展基礎。而所接辦的工作原屬於七大公會和個別公會的事工,各公會本著聯會的合一,而交由聯會主理。聯會在早期二十六年的道濟事工,主要是每年或隔年邀請國內,或海外有名的佈道家來港主持佈道會和奮興會。在理濟工作方面,聯會是沒有學校的創設,但對內多以宗教教育事工為主,如主日學教員培訓工作、青年專題講座、教會進步專題演講、基督化家庭運動、鼓勵推行「五運」(即五年內新添基督教加倍運動)、復活節崇拜等。在利濟事工方面,曾辦籌賑賣物會;籌賑潮汕委員會;避難所;籌賑潮汕風災;廣東兵興籌賑會;救濟廣東三江水災;遼寧及上海兵燹;本港露宿街邊貧民救濟;國難籌款會;開放收容所:粵港基督教籌賑會;難民收容所;資助返入內地者旅費等,不但為本地社會作出慈善活動,更多為國內各地災區和民國作出籌賑工作。此外,聯會曾提請政府准許自立教會的禮拜堂舉行婚禮,獲准通過執行。

  當年聯會,固然有本會所發動和提倡的團體,但同時亦有參與其他教會組織,如參加「反動婢會」;參與「全國基督教促進大會」;組織「香港華南聖書分會」;參加「拒毒運動」;參加「基督化家庭運動」;參與「一圓還債運動」;參加「傷兵之友」;參加「英振華會」;參加「基督服務總會」;參加「粵港基督教各團體聯合懇勞團」等事工。無疑其時各種組織,多屬七大公會信徒發起組織的工作;而聯會有不少牧師同是各種不同組織的成員,是以聯會與各組織非常融洽,以致聯會發動的聖工,亦得到各會和各組織的支持。就以一九三八年五月十六日有「香港基督教宣教師聯誼會」成立為例,正副主席、書記、司庫、幹事各職,全屬聯會會員堂牧師所擔任。雖則一九四一年港九教會加入聯會有三十四所堂會,各堂牧師為數不多,但仍有七大公會的主任牧師為主導。而七大公會的主任牧師中,又以李求恩牧師為領導。由於期時聯會沒有固定會址,一切行政設施為多在聯會主席所在堂會辦理,所以聯會主席成為聯會合一工作核心人物。

  

  四、日治時期聯會事工的停頓(1942-1945)

  在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七日中國對日宣戰以後,國內抗日軍興,廣州不少教會學校;教會組織遷港建立。無論是難民和教友相繼避難香江,香港人口驟增,社會環境異常動盪。當日軍於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攻陷香港,日軍粗暴橫行,姦淫殺戮,市面混亂,聯會所有工作停頓。一九四三年二月二十七日在香港西大正通二號(原名般含道二號)合一堂成立「香港基督教總會」,設正副會長、書記、司庫、司數、傳道部長、教育部長、慈善部長、公墳部長、文字部長、參議等職務;宗旨定為:「本總會聯合香港總督部管區內基督教各宗派教會組成一總會,在新政治下一致協力負起傳福音使命,建設自傳、自治、自治之教會。」該總會為香港教會是高權力機構,在混亂的時局中有開設、關閉,合併一切教會的權責,至於各自立教會主任教師和傳道雖可自行選聘,但必要須經總會許可。由於日本與德國同為軸心國,日對德國禮賢會多有優待,致禮賢會香港堂主任王愛棠牧師被派為正會長;劉粵聲牧師為副會長。各區區牧主要職責是督促所屬地區教堂專作傳福音之用;督促各堂傳道人專事傳道工作;各堂董事和傳道人必須恪守總會典章;各區堂址開設或關閉須通知區牧及報告總會。會議選出有日本商人信徒平岡貞、籐田一郎為參議,以作監視總會,後於一九四三年九月二十一日有日本鮫島盛隆牧師派來香港任總會最高顧問,作為基督教最高的監督。由於教堂的破壞,大量信徒走難回鄉,不少堂會停止聚會,總會所做工作以管理墳場,和廣蔭院為主。甚或協助安排傳道同工到各堂主持主日崇拜,以及關心傳道同工生活的需要,予以供給。當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總會亦於九月二十四日自動宣布解散,聯會在十月一日,復關董事會,開展光復後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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