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念畢生難忘的良師益友—馬敬全牧師

第 2437 期（2011 年 5 月 8 日）
◎　文林　◎　李志剛

分享： Whatsapp 電郵 臉書
 

　　在獻身從事教牧的人生中，教會裡的教友、團友和同工所建立的友誼情懷固屬難得；而在友情中又能促進靈性進步，和對人生有所裨益，此種益友更是可貴。然而在益友中又能作自己的良師，無論是從其言行深受影響；或是個人的人生和知識由是獲得提點和指導，此種人師和經師，若非出於上帝恩賜，想在人生中亦難以相遇。

　　一、我的益友馬敬全牧師

　　我之認識馬敬全牧師，是始於良友而到良師的過程。我們的友情源於禮賢會灣仔堂和公理堂的街坊教會關係；以及兩堂同是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會員堂關係。早在一九六八年前禮賢會灣仔堂的堂址是在銅鑼灣白沙道一至三號地下，與禮頓道公理堂相距咫尺，可說是街坊教會，灣仔堂已故前主任羅彥彬牧師；和前主任徐炳堅牧師早年與馬耀東先生和馬敬全牧師經已相熟而多有過從。猶記我自一九六八年到禮賢會灣仔堂工作以來，舉凡聖誕節報佳音，詩班到禮頓道禮信大廈會友家中唱詩報佳音後，全隊例必站在希雲街口向著禮頓道公理堂唱聖誕詩兩首到三首，隨後便說「恭祝中華基督教會公理堂全體會友聖誕快樂！禮賢會灣仔堂仝人敬賀。」繼而又向著公理堂頂層的牧師樓說：「恭祝馬敬全牧師闔府聖誕快樂！禮賢會灣仔堂仝人敬賀。」馬牧師和馬師母多必站在露台揮手致意。其後在聯會的部會中，亦嘗與馬牧師一同開會，接觸較密。特別一九七五年舉行「香港葛培理佈道大會」，禮賢會灣仔堂和公理堂同屬銅鑼灣區，分區工作多在公理堂進行，故在公理堂與馬牧師見面亦多。

　　憶及一九七九年冬初，我突患嚴重精神衰弱症（中醫稱為操勞過步），影響肺部呼吸，須接受中醫診治服藥。馬牧師得知我病況，並在電話中給我安慰：「你患此種病因年紀尚輕，只要按時食藥休息，很快便會復元。至於我則較麻煩，因為這是我第二次患病，今次影響到心臟，復元則頗需時日。」由是得知馬牧師患上嚴重神經衰弱症，是因為平時工作過勞所致，得此長者相慰，內心如釋重負。其後又知內兄楊伯章，是三藩市名牧譚祖鈿牧師的連襟，因譚牧師戰前任教廣州白鶴洞協和神學院，是馬牧師的老師，所以說來我和馬牧師亦多了些關係。馬牧師知我在信義宗神學院任教教會歷史，對孫中山素愛研究，是以邀我在公理堂百年紀念刊中撰寫專文作為紀念。多年來不少時候相約在公理堂傾談，謂及一九四七年初到樓梯街公理堂任職時候的情況，過著刻苦的生活，認為事奉人生必須經過艱苦的磨練才有成長，而公理堂之有今天的成績，都是前人在苦難中的努力所得成果（特別是建堂後的自理過程）。及至馬牧師退休後，他入住在大坑道瑞士花園，我亦曾探訪過他，並邀我到天台的步行徑散步，告知jogging對老人家的益處。多年後，某日我們相逢中環地鐵站，他說每日早晨到維多利亞公園運動，在公園裡見到許多會友在一起，身體保持健康。在我和馬牧師接觸中，得知他是一個飲食清淡、過著規律生活的人，致能得九十四歲的長壽。

　　二、我的良師馬敬全牧師

　　猶記起三十多年前，在某次聯會的會議後，馬牧師急忙要趕回家中，不能與各代表共進晚餐。馬牧師趕回家主要是為準備升中的小兒子補習功課，其時對我言及升中試是人生最重要一環，如能從小學入讀一間好的中學，如此就可以確定他的一生前途。因為如能讀一間好的中學，升讀好的大學就沒有問題，所以影響每一個人一生最為重要的是升中試。馬牧師此言給我留下深刻印象，他是教會名牧，可稱「百忙牧師」竟然親自抽閒為兒子補習，直至今天我還沒聽過如此關心兒女學業的牧師父親。況且馬牧師洞悉兒童成長「升中試」的重要性和關鍵性，在這方面馬牧師確是我的老師。當我兒女小的時候，馬牧師正是我的好樣版，但是我並沒有學到馬牧師對兒女的愛心和關心，到至今心中仍常感到慚愧。

　　公理堂位於禮頓道和邊寧頓道的中間，兩邊來往車輛異常頻密，車輛嘈雜的聲音可想而知。當我第一次由禮頓道入內探訪馬牧師的時候，牧師室是左邊的狹小的房間，陳設非常簡樸，但給我所見整個辦公室乾淨得很，而馬牧師辦公桌上的玻璃和茶几上的玻璃，有見一塵不染的清潔。茶几下放置有全堂會友的名冊，而公理堂每年的合訂本更是齊齊整整擺設著。使我想到一個最易惹塵的地方，竟然如此清潔。是以推想到馬牧師牧會處事的工整和細微。多年後，我曾向馬牧師建議，每週編週刊的工作應可交由其他同工去處理，如此便可減輕個人的操勞。但馬牧師說這是我分內的工作，倘有差錯，最後仍然要負責。他又說：「我愈老愈怕錯，老了做錯事是難以補救的。何苦要臨老去犯錯呢！」「愈老愈怕錯」一語，便成了我其後事奉和做人的箴言，至今仍然如是。

　　以馬牧師出生在香港，自小在教會長大，對香港教會歷史和人事至為熟識，故此他是一本香港教會歷史的活字典。我舉凡有問題的時候就電話向他求教，他是不厭其詳的給我解答。記得有些歷史學者因為孫中山奔走革命，不到教會聚會，為免教會受到政治的牽連，公理堂曾有議案將孫中山開除教籍的傳說。為此我嘗親自到公理堂馬牧師了瞭解其真相，但馬牧師明確旳說並無其事，這是流言，不足相信。同時他亦對我提及喜嘉理牧師（Rev. Robert Hagger）不是牧師，是Medicine Doctor（醫生）；因此他的Doctor是醫生，並非是「博士」（Doctor），由於喜嘉理是來華醫藥教士，派到廣東四邑傳教，對教士稱之為牧師，可說其時教會的習慣。

　　我自一九八四年在信義宗神學院開講「香港基督教史」課程，為對早年香港宣教模式有所瞭解，曾就教馬牧師「講街書」的程序和內容，他因為少年時候已隨父親馬耀東公參與佈道工作，知之甚詳，故多年來給我不少講解和說明，使我在講課時候多了篇章。在我主講「香港基督教會史」的時候，多用一天課程作教會考察的學習，主要以七大教會為對象，其中定必安排公理堂的考察，並請馬牧師講解堂會歷史和牧會心得，俾各學生從考察中獲睹馬牧師的風采，以及他牧會寶貴的經驗。而馬牧師是從來沒有推卻我這項考察公理堂的請求，他亦特備茶點和各種書刊招待學生，馬牧師處事的認真，是我作老師的人所要學習的。

　　當一九八七年馬牧師在公理堂退休後不久，接到馬牧師電話說及，他將要遷出公理堂，牧師樓書房的存書，任由我取用，這是從事學問功課的一大喜訊。我老實不客氣，在一個晚上帶了幾個紅藍白膠袋到公理堂五樓馬牧師書房去尋寶，其中有不少難得一見的雜誌，如《真光雜誌》、《女鐸》、《紫晶》、《生命雜誌》等，以及不少神學書籍，真是如獲至寶，心中無限興奮。例如其中有李樹芬醫生贈給馬牧師的《香港外科醫生六十年回憶錄》和英文“Hong Kong Surgeon”，這兩本書不但可以是香港醫學史重要文獻，更是我研究香港基督教史重要的背景參考資料。馬牧師於一九五六年留學美國在紐約所購“The Chiangs of China”極為珍貴，引起我研究宋家和蔣介石的興趣。特別是薄玉珍（Margaret H. Brown）於一九六八年在多倫多出版的《季理斐傳》“MacGillivray of Shanghai”，我為此書曾託當年在加拿大讀神學的麥慧文先生購取，經幾年得才找到原書影印寄回，如今在馬牧師藏書中找到作者送給馬牧師伉儷（To John & Rayann Ma）的原本，並附薄玉珍女士兩函，真是得來全不費工夫，喜出望外之餘，在馬牧師藏書中有感馬牧師為學確有深度功夫。我之稱馬牧師為良師，他不但教導我不少牧養上的知識和香港教會歷史，並且他無條件贈送給我他所喜愛的書本，使我獲益不少，馬牧師實在是我人生中難得的良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