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那難以忘懷的印象中寫我那本《群眾的倒戈》(“The Revolt of the Masses”) ─ 在1928年,立此存照,是繁榮的高峰 ─ 即我們這壯麗堂煌和不可思議的科技正面臨危機,並可能比任何人的想像更快從我們的指間崩潰破碎甚至灰飛煙滅。今天我更是誠惶誠恐。我希望工程師們會醒覺到,要作為一個工程師,僅僅成為一個工程師是不夠的。就在他們各自埋頭苦幹的時候,歷史可能從他們的腳底抽走他們的立足點。
「我們需要的是警覺性。我們不能將自己囿限於自己的專業之內,而必須放眼整個生命場景去生活,而那永遠是整體的。生活的最高藝術,不是由一個單獨的召命或個別的科學可以達致的高峰;它是所有的職業和所有的科學,並許多其他事物共同努力的成果。它是一個關顧全面的周密安排。人的生命和其中的一切,是一個恆常和絕對的冒險。致命的一擊可能會從最不為意的地方進犯。整個文化可能會從一個最不顯眼的裂縫被漏乾。就算工程師將那些預感放在一邊 ─ 畢竟那只不過都是一些可能性 ─ 他昨天的處境如何?明天又可以期望些甚麼?這至少是清楚的:他賴以工作的社會、經濟和政治的條件正在急速轉變。
「.......
「.......你可以說科技是用很小的力量去省卻那大得多的勞力,因此是完全有充分原因和合理的。很好;但還有另一個問題。那省下來的力量又如何呢?就這樣擱置在那裡嗎?當人去除了自然逼使他去做的事之後,他又該幹些甚麼呢?他用甚麼去充實他的生命?因為不做事就是掏空生命,否定生活;這跟人的構造是格格不入的。這個問題完全並非荒誕不經,在過去幾年更是愈趨真實。有些國家的工人只需每星期五天工作八小時,而按常理推論我們現在已經應該每週四天工作。那麼,工人又該如何處置在他手上那些空白時間呢?
「.......在我們分析科技的過程中,我們碰上了人存有的奧祕,就像一個水果的核心。.......」—Jose Ortega'y Gasset, “History as a System”, pp.103~107
加塞特的觀察,讓我記起一個較原始但同樣震撼的比喻:有一個財主,田產豐盛,他心想,我的出產沒有地方收藏,該怎辦?唔,就這樣吧,我要把我的倉房拆掉另蓋更大的,好收藏我的糧食和財物;然後我要對我的靈魂說,靈魂哪,你有許多財物積存,可作多年的費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樂罷。上帝卻對他說:無知的人哪,今夜必要你的靈魂;你所預備的要歸誰呢?
事實上就是上帝最後沒有要他的靈魂,他又要怎樣去度過他的餘生呢?就是睡覺、吃喝和上茅廁嗎?
這個比喻無情地揭示了一個事實,就是生活所依賴的必要條件,包括令這些條件變得更有保障的科技與效率,並無助於令人生活得更有意義。再快的交通工具、再暢通的道路情況,對於一個忘掉自己要去那裡的人並無幫助。
生命是賦予我們的。加塞特指出,我們並沒有將生命給自己;我們是在生命中找到自己,無緣無故、沒頭沒路地,也沒有甚麼人徵詢過我們的意見。而且,所賦予我們的生命,並不是「現成」(ready-made)的;我們必須各自活出自己的生命。生命就好比一個任務。這任務最沈重的地方,並不在於它的必需性,相反地,乃在於它的偶然性。
他的意思是,我們固然時常不能自已地要求自己必須有所作為,但到底確實要做些甚麼,我們卻往往毫無頭緒。天上的星體有它們的軌跡,石頭必須遵從萬有引力;但人卻沒有這樣的規範,以致我們可以高枕無憂,讓命運完成它們在我們生命中的任務。
每個人都必須決定自己的道路,並且承擔一切的責任。因此,除非我們對周圍的環境、他人和自己的本質擁有某些信念,否則這樣的決定根本是不可能的。畢竟,這樣或那樣又有甚麼分別呢?惟獨是在信念的亮光中,我們可以作出有意義的衡量與比較,作出或此或彼的選擇。簡單來說,我們是有賴信念去過我們每天的生活。
這樣,生命的結構就是建基於所承傳或經過思考、零碎的或系統化的信念;這些信念的改變,不論是強化或是衰減,或因著某些危機而有所頓悟,就直接構成了一個人、一個社會,甚或一個時代最主要的轉變。一個人的信念,真實地構成了他存在的狀態,成為他生命的立足點。
也是在這個意義上,信仰並不僅是狹義的宗教問題,更是每一個人所不能逃避的存在探索。而任何的宗教或思想的體系,亦必然在這最基本的測試中顯出其貧乏或豐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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