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翻譯《中國經典》
探十九世紀的中西宗教及文化之交流(三)

1911 期(2001 年 4 月 8 日) ◎ 神學縱橫 ◎ 張翠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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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學者論述「傳教士在相當長的一段歷史時期內是中西文化交流的橋梁,西方的聲光化電、文化思想由他們傳進來,中國的經書典籍以至戲曲由他們傳出去。」不錯,宗教及哲學的傳播也是文化交流的一種,傳教士千里迢迢來到中國把西方的基督教傳入,又把中國的宗教及哲學介紹給西方,這是傳教士在中國的主要任務。雖然歷史上曾出現過某些西方國家利用傳教士對中國進行軍事和政治「侵略」活動,但這不是基督教本身的問題,而是被誤會或利用,故不能因此否定傳教士在傳播宗教及文化方面之貢獻。

  自鴉片戰爭以後,傳教事業被中國人看作帝國主義入侵的一部分,文化意識和民族情感使中國人很容易把儒家以外的基督教當作異端邪說,故一宗宗的「教案」相繼出現,有些傳教士因此殉道。可是,王韜不同意把西方宗教貶為「邪教」、把傳教士貶為「不良之徒」。他指出基督教有其存在的歷史價值,西方傳教士為「勸人為善之人」,又認為儒家與基督教有相通之處。他說:「耶穌教則近乎儒者也,天主教則近乎佛者也。........近惟天主,耶穌兩教與儒教屹然鼎峙。」由此觀之,王韜認為耶儒雙方應採取相互寬容態度,不應再固執己見,逞強好鬥,乃要「勿欺勿強」、「敦睦和好」。他甚至期望出現一種中國宗哲與基督教教義合而為一的局面。他說:「西國人無不知有天主、耶穌,遂無不知有孔子。其傳天主、耶穌之道於東南者,即自傳孔子之道於西北也。將見不數百年,道同而理一,而地球之人,遂可為一家。」不錯,一個人可以同時接受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但信仰則不可混為一談。一個傳統的中國人可以是虔誠的基督徒,包容而不排斥儒家學說;但卻不可能成為信奉儒家學說的基督徒,故身為基督徒的王韜似乎沒有意識或者處理到基督教與儒家及其他東方宗哲在教義上的分別。

  同樣地,理雅各在研究及翻譯儒釋道三教之經典時,亦發現了儒家學說並不像其他中國宗教般與基督教對立,故認為應嘗試探索箇中的可取之處,包融它,而非排斥、拼棄它。因此,理雅各致力研究及翻譯儒家經典,成為一位具有儒家氣質的基督徒及漢學家,「西儒」之美譽可謂國際間對其貢獻的肯定。理雅各正要藉其翻譯及學術研究告知世人中國文化需要基督教的滋潤,因為基督教不但不否定中國文化,而且可以成全中國宗教及文化的崇高理想。

  事實上,在中國歷史裡,儒釋道三教曾經此起彼落。天下大亂的時候,儒家治國平天下的理想不能實現,於是有人轉向佛、道之說。但當人要建立大國時,儒家經世致用的思想又會興起,直至亂世再臨。從個人來說,在積極得意時就以儒家入世的思想作支持;消極失意時則以道、佛出世思想求慰藉,縱此等人生觀似乎不夠完備,筆者認為儒釋道三教都不是一個完整的體系。那麼基督教對中國文化有甚麼貢獻?基督教能為中國文化開闢一條新出路嗎?理雅各孜孜不倦地研究中國典籍,特別是儒家經典,可見他鼓勵所有基督徒和熱愛中國文化的人不應盲目地互相排斥,他人的信仰也有值得尊重、欣賞,甚至學習的地方。

  另一方面,王韜積極和認真地協助理雅各翻譯中國經典,雖其研究經學的成就,在國內雖未受到重視,但他纂輯經傳以助理雅各綜合眾論成書的過程中,二人均遵從客觀的準則,秉公允持平之論,排除學統之辯,不偏不倚地將中國正統的宗教、文化及學術思想介紹給西方,為中西交流開闢新天地,實為後世所推崇。縱然有批評王韜對基督教信仰的態度於一八五三年返上海後明顯轉淡,但他在倫敦傳道會達二十四年之翻譯工作實在是功不可沒的。

  十九世紀的英國詩人吉普林(Rudyard Kipling)曾說:「東方是東方,西方是西方,二者永不碰頭。」然而透過中西學者的努力,有的將西方典籍譯成中文,有的將中國典籍譯成外文。中西不但碰頭,增進了解,而且更互相學習,裨補缺漏。理雅各與王韜二人的翻譯事業開拓了中英兩國宗教和文化交流之創舉,其貢獻及影響極為深遠。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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