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歷史重尋到理想再建-歷史重尋與記憶再現:教會大學史的「復活」

1839 期(1999 年 11 月 21 日) ◎ 古道今詮 ◎ 梁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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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麼時候教會大學的歷史被人重新發現和重新研究?華中師範大學校長章開沅曾經這樣說:「中國教會大學史研究在大陸起步甚晚。記得是一九八五年春天,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歷史系劉子健教授到我們學校訪問,在海闊天空的聚談中偶然提及研究教會大學史的必要。由於我們都曾在教會大學(燕京大學、金陵大學)讀過書,所以在這個問題上很容易取得共識。不過,他突然提出一個建議,倒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看你就是帶頭研究的最適合人選!」心直口快的子健兄又作驚人之語。他見我茫然不解,便接著說:你原來是教會大學的學生,現在的工作單位前身也是教會大學(華中大學),對教會大學有較多親身的體驗。第二,你現在是大學校長,對學校有總體的把握,比一般人更有利於研究教會大學。第三,特別是作為歷史學者,你既有這方面的專業訓練,更有責任來填補中國近代史研究中這塊空缺。這次見面可以說是我決意投入中國教會大學史研究的發端。

  章開沅教授是中國大陸學術界中教會大學歷史研究的先行者和推動者,他現時是華中師範大學「中國教會大學歷史研究中心」主任,編有《中西文化與教會大學》及《文化傳播與教會大學》等書。目前他正在研究曾經在金陵大學任教的歷史學教授貝德士(M. Searle Bates)的文獻和史跡,已有一些論文發表。從上引章氏的話看來,一九九五年是他決定投身教會大學史研究的開端。我們可以從劉子健的說法得知大陸教會大學史的研究,至少有兩種動力和兩條進路,首先是「情」(校友),此乃以「回憶」為進路,另外是「理」(近代史中的空缺)-歷史研究的進路。章氏既為校友,又是近代史學大家,故劉子健認為他是當然的人選。兼且當時章氏身為華中師範大學校長,有其領導,自可倡風氣之先,啟後輩之從。

  在章、劉及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歷史學教授(現任賓夕凡尼亞大學)林蔚(Professor Arthur Waldron)合力推動之下,一九八六年教會大學史的提案獲得了美國亨利魯斯基金會(Henry Luce Foundation)資助,一九八七年展開籌備工作,並於一九八九年六月在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召開了首屆國際研討會。此後又於一九九一年南京師範大學舉行了「教會大學和中國教育現代化」國際研討會,一九九三年十月在華中師範大學的「韋卓民學術思想」研討會,翌年五月在成都四川大學舉行的「教會大學與中國現代化」國際研討會。這連串有關教會大學歷史研究的會議,把教會大學史研究推向一個高潮。一九八九年首次會議時只有四十餘名學者參加,至一九九四年的會議參加者已超過百人。至此,教會大學史的研究隊伍,不但已經形成,而且日漸壯大。內中不少中、青年學者,和過去的教會大學並沒有情感的聯繫,只是被此一課題吸引,而成為此一領域中之健將,如北京師範大學的史靜寰,興趣從傳教士狄考文(Calvin Mateer)及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開始,發展到全面的基督教辦學活動,主要是從教育史的角度研究;又如天津南開大學(現已轉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的王立新,也由傳教士活動開始入手研究,再把焦點集中到教會大學上頭來的。此外武漢的馬敏、周洪宇,上海的徐以驊、王立誠,濟南的陶飛亞、劉天路,南京的任利劍,福州的黃新憲,都是較為年輕的教會大學史研究隊伍中的代表人物。

  至於較為年長的學者,研究教會大學歷史,在「理」之外尚存店,特別是校友情和親屬情。如上面所提到的章開沅,他是金陵大學歷史系的畢業生,而一直任事的華中師範大學,前身也是教會大學。又如杭州大學的曾鉅生,他也是之江大學的校友和舊員,故此重投教會大會研究的班列,兼且費了不少氣力翻譯出魯珍睎(Jessie G. Lutz)的大著《中國教會大學史》,另外蘇州大學的張夢白,也是東吳大學的舊人,研究歷史與重溫舊夢,走的是情理兼顧的道路。以較為主觀的情感路線出發的回憶文字,雖不算嚴謹的歷史研究,卻又為學術提供了不少的一手資料。這類文字,或記人或敘事,或述景記情,既片斷而零碎,但涉及教會大學的也有不少,其起步甚至比章開沅等歷史研究更早一些,在改革開放初期已有不少此類資料出版,如李有義的〈我所知道的燕京大學〉和鄭林莊〈燕京大學的學分制和選課判〉,趙光賢的〈我所知道的輔仁大學〉,均於一九七九年刊登在《文史資料選輯》中。王神蔭的〈齊魯大學校史簡介〉、邵仲香的〈我所了解的南京金陵大學農學院〉、陳裕光的〈回憶南京金陵大學〉、李中道的〈回憶東吳大學及吳法學院〉、朱博泉的〈滬江大學校史述略〉、張文昌的〈之江大學〉、姜蘊剛的〈我對華西大學的回憶〉、王以敦的〈嶺大生活四年的回憶〉及余鹿莊的〈嶺大的女學生生活〉,都分別在《全國文史資料》或當地的《文史資料》中刊出,時間俱早於教會大學史研究起步的一九八五年。此後,此類回憶文字也陸續有來,而以燕京校友出版的九輯《燕大文史資料》及金陵女大校友編的資料最為豐富,如《永久的思念》(1993)、《金陵女子大學事記》(1990)、《金陵女兒》(1995)等。五、六十年代的「壓制的記憶」(suppressed memories) 或是盡量忘掉的過去,在客觀情勢容許之下、一下子爆發開來,又和記憶之泉接引,催生和幫助了教會大學史的研究。

  以上兩種情況,教會大學史的研究,可以稱為「歷史的再次發現」(rediscovering history);而教會大學校友或舊員的寫作,則可以稱為「記憶的重新啟動」(re-initiating memory)。二者對我們重尋和重評教會大學的歷史,都有一定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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