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上半葉以前香港教會學校的聖經課程

標準化的課程體系與考核

　　聖經課程的標準化始於香港參加英國的「劍橋本地考試」（Cambridge Local Examinations）（1886年），其後於1889年被「牛津本地考試」（Oxford Local Examinations）取代。劍橋的稱為「宗教知識」（Religious Knowledge），牛津的則是「信仰與宗教基礎」（The Rudiments of Faith and Religion）。儘管這並非強制性的必考的科目，但許多教會學校，如拔萃男書院，皆積極參與，並取得了優異成績。（註1）

　　這兩個考試並非要求單純地灌輸《聖經》知識，而是要求進行文本分析與歷史研究。考試範圍包括三大部分：(1) 舊約：《創世記》、《出埃及記》或以色列列王史，着重歷史事件的時序與地理；(2) 新約：指定研讀一本福音書（如《馬太福音》或《路加福音》）以及《使徒行傳》，要求考生解釋經文、分析耶穌的比喻及其歷史背景；以及 (3)《公禱書》（Book of Common Prayer）：但對於非聖公會背景的學生，通常有替代的《聖經》文本考題。1914至1915年起，香港大學逐步推出預科考試，許多學校轉而參與港大考試，聖經科亦納入其中，考核範圍與牛津本地考試大抵相同，從而鞏固了《聖經》在香港教會學校課程中的地位。

聖經課程的學術與實用價值

　　從歷史宏觀視角來看，當時的聖經課程是塑造早期香港華人精英雙語能力與跨文化視野 Important 的學術載體，其客觀價值體現於以下三個層面：

　　英語水平的有力證明：《詹姆士王譯本》（King James Version）被視為英語古典文學的圭臬。在聖經科考試中取得優異成績，能向未來僱主（如：洋行、香港政府或中國海關）證明考生具備卓越的英文閱讀、理解與寫作能力。

　　總成績與競爭優勢：在計算總分和評級時，多考一科並取得優異成績，能顯著提升學生獲得更好升學機會的機率。1911年香港大學創立後，其早期入學條例明確規定，持有牛津或劍橋考試證書的學生可直接豁免港大入學試。及後，港大預科考試亦有聖經科。此外，當時教育當局設立不同的獎學金，該科獲優異成績對於爭奪獎學金亦成為關鍵因素。

　　申請中國教會大學：二十至三十年代，不少香港學生視入讀廣州嶺南大學或上海聖約翰大學為更理想的升學選擇。這些教會大學提供更廣闊的師友圈和在中國發展的機會，並與美國有深厚聯繫。例如：鍾士元於1936年聖保羅書院畢業後入讀上海聖約翰大學，並計畫赴美深造。（註2）

課程設計與教學實踐

　　踏入1920至1930年代，不少華人信徒有見本地對教育殷切的需求，各自利用不同的社會資本和資源，成立了不同的基督教學校。例如：區澤民（即：歐德） 與莫幹生於1920年發起創立民生書院。及後，曹善允執行辦學大計，由黃映然擔任創校校長。黃映然畢業於香港聖士提反書院、上海聖約翰大學完成學業，及後曾赴美國深造。他重視基督教教育，經常邀請華人牧師和傳道人到校主講有關生活與信仰的主題。（註3）書院設立「修身」科（其英文名稱為：Bible），由美國傳教士白賚德（Emmett L. Broaddus) 執教。為了銜接大學預科的聖經科考試，書院設計了融會貫通的六年課程；以下是1938年的課程設計：（註4）

　　1937 年，教育司署設立中學會考，民生書院的高中二、三的課程設計亦分別配合中學會考及大學預科考試。

中學會考聖經課程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香港經歷了巨大的人口與社會變遷。難民湧入導致中、小學位需求呈爆炸性增長。基督教教會投入大量人力和物力開辦多間學校，當中包括很多中文中學。然而，中文中學畢業生缺乏本地官方的學術認證。1952年，教育當局開設中文中學高中畢業會考，「聖經」是其中之一科。

　　論到中文會考聖經科的課程設計，聖公會的何世明牧師有一番見解。他是從1953至1961年在聖公會聖保羅男女中學任教聖經及中文科的；1961至1977年擔任中華基督教青年會中學校長。就課程設計以及教學方法，他有以下一番憶述：

「聖經一科，並無課本；但却有由教育司署所規定的課程。我當時所採用的教授方法，是由我一邊口授，而學生則一邊用筆記錄。是以除聖經知識外，對於學生的思考、領悟以至於寫作能力，都有很大幫助。學生對於我的講授，所以深感興趣，而此後歷屆的會考成績，也非常優異的原因，蓋在乎此。

當年中文中學的聖經課程，實在編得不錯。舊約編年史及人物史並用，將厚厚的一本舊約聖經，劃分為族長、埃及、曠野、士師、王國、分裂、亡國、先知、回國等時代，系統井然。新約則耶穌基督一生言行與教會設立經過，也都一一留意及之。較諸英文中學的聖經課程，實在進步而合理得多。後來在七十年代中期，中英文中學合卷會考，我當日身為該科委員會的主席，便曾經極力爭取保留這中文中學原有的聖經課程。可是由於英文中學的數目遠較中文中學為多，我的建議，最後乃終於失敗，成為我生平最大憾事之一。」（註5）

　　至於師資問題，以及聖經科在六十年代以後的發展，就留待下週再說。

（註1） Moira Chan & Yee-wang Fung, To Serve and to Lead: A History of the Diocesan Boys’ School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25), pp. 28, 248-49.

（註2）後來，日本佔領上海，他只好返回香港，並考入香港大學。鍾士元《香港回歸歷程 ：鍾士元回憶錄》(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1年)，頁2。

（註3）鄺智文《薪火龍城：家國之間的民生書院（1926-1957）》(香港：三聯書店，2026年)，頁113-17。

（註4）鄺智文《薪火龍城：家國之間的民生書院（1926-1957）》(香港：三聯書店，2026年)，頁316。

（註5）何世明《基督化教育經驗談》(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1987年)，頁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