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年青學者研討會
基督教與中國社會文化

2836 期(2018 年 12 月 30 日) ◎ 要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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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中文大學基督教研究中心及崇基學院神學院已於十二月六至八日合辦第九屆「基督教與中國社會文化——國際年青學者研討會」,香港建道神學院榮譽院長梁家麟教授在公開講座上分享中國教會的現況和對社會的影響。

  梁家麟教授以再思基督教在中國的補充性與顛覆性為題分享,提到中國教會現處於關鍵時刻,社會已無法忽視其存在,特別是城市新興教會吸納許多知識分子和專業人士,政府難以用舊有的宗教管理形式和政教關係模式處理。不少家庭教會自我轉型,除了積極建立整全的教制和道統外,亦努力探索教會合一、社會關懷和普世宣教等路向,令教會從小教派(cult)轉為較完備的教會(church)。

  梁教授強調,那些割裂西方二千年的基督教會和自由思想,從各經典擷取某些概念的所謂的宗教理念,其中無關乎宗教皈依、信仰羣體和使命委身的所謂教義,不可能對中國社會造成真正的長遠影響,「任何企圖讓人維持其充分自主權與選擇權的信仰,都不過是片斷性的信念執著,跟真正的宗教信仰是風馬牛不相及的。」

  就社會而言,基督教具備補充性和顛覆性,他解釋其補充性是以強調信仰能幫助人滿足在現實生活裏無法獲得的需要,透過濟貧與服務、祈禱治病等來滿足人心靈的需要,是內在醫治與自我實現的福音,諸如成功神學和政治解放神學。「教會的傳福音工作,幾乎都是朝補充性方向發展,沒有動搖人本身的價值觀和信念,只是輔助主流信仰和價值。」他直言這種只是滿足人需要的福音,令人無法抗拒,而政權則希望發揮「宗教鴉片作用」,透過控制,達成不同政治目的以補充社會。

  除此,基督教同時潛在顛覆性作用,因此歷代政權都致力控制宗教,希望徹底馴化(domesticated)。惟相對其他宗教,中國的基督教是最不容易給收編,因十九世紀傳教活動有外國政治力量和文化上的優勢,加上多年在歐洲的發展,早建構出縝密的社會組織與意識形態,「上帝的超越性突顯祂至高不受駕馭,內貫性則強調上帝在宇宙和人間擁有絕對治權,令基督信仰難以給收編,又無法給放逐。」

  梁教授續指,中國教會一直存在給馴化和拒絕被馴化兩個羣體,直至九十年代後,隨着新興城市家庭教會的崛起,愈來愈多基督徒思考讓教會附會於西方的非政府組織,在信仰中發掘思想資源建立公民社會。此外,一些保守的基要主義和福音派一直存在着抗議精神,關心基督教社會和教會不夠基督教。

  近年中國領導層更迭,對宗教的態度亦有所轉變,一改過去意識形態淡化的做法,重新開展鬥爭。他續言,意識形態的鬥爭早在上世紀二十年代非基督教運動已發動,直至今日政權再次透過不同方式宣示其至高無上的威權,中國教會似乎要麼降服選擇補充性角色,要麼邊緣化突顯其顛覆性。

  「我不同意教會變成當政者的統治工具,不論是扮演建制派的補充性角色,還是踏上反對派班車。」他認為教會不只有這兩種角色選擇,並非不是幫助者就是破壞者。不幸是政府仍以政治鬥爭的眼光來處理教會的存在與發展,並視教會高速增長為對政體的威脅。

  他又言,今天海外有一些滿懷善意的基督徒學者及商人,積極向中國政府高層游說,強調基督信仰如何有助於政府的施政及和諧社會的建立,希望換取政府對教會政策更開放,主張基督教的補充性社會功能。但教會應具備上述兩種角色,對社會和文化帶來長遠影響,「就如耶穌沒有加入奮銳黨,卻在宗教和政治領袖眼中極具威脅性。」他期盼中國社會和文化積極求變,放下敵對目光,視基督教為促成社會良性轉變的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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