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前出版
〈香港基督教文字出版事業：戰前篇〉（節錄）

第 2766 期（2017 年 8 月 27 日）
◎　閱讀轉化生命　◎　邢福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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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話

　　今年香港書展基督教坊主題是「閱讀創造未來」。閱讀之所以能創造未來，在於文字能總結前人經驗，帶領我們思考今天，迎接未來。基督教文化要如何在今天紮根傳承？或者我們能夠在前人的經營中得到啟發。

　　數年前基督教出版聯會開展了「出版史」計畫，目的就是整理基督教出版業在香港的發展。今期，我們節錄了戰前部分和大家分享。若有興趣，歡迎到基督教出版聯會網頁（acp.org.hk）閱讀全文。

　　文字出版工作在中國基督教事業中，一直扮演着舉足輕重的位置。當我們檢視香港開埠百年間的基督教歷史時，可發現文字出版工作的發展，深受整體教會歷史的宏觀因素制約。

　　一八零七年，馬禮遜（Robert Morrison）遠涉重洋來到廣州，揭開了近代歐美來華傳教運動的序幕。鴉片戰爭後，清政府被逼打開國門，割讓香港島予英國。香港島既沒有豐富的自然資源，英國佔領時人口也不過數千人，英國選擇香港，完全是為了配合進入中國的政策。一八四二年改寫了香港的歷史，新安縣邊陲一隅自此變成大英帝國在遠東的前哨站。

　　如果香港這殖民地的存在是為了「中國」的話，那麼基督教在香港的發展，很大程度上也不能擺脫這種「進入中國」的氛圍。本港歷史最悠久的宗派（史稱「七大公會」），都是有關差會在進入中國傳教的大前提下，先後在港開基創會。其歷史跟所屬宗派華南教區的發展，可謂息息相關。從一八四二年至一九四九年間，我們必須從「華南教區」的視野及脈絡來認識基督教在香港地區的發展。在廣大的「中國」禾場面前，各差會投放在香港的宣教資源，遠比華南其他地區遜色。綜合而言，這段時期香港基督教文字出版工作的發展，有以下五方面的特色：

　　初期主要由差會及傳教士推動

　　其一，我們可將這一百年的出版史分為兩個階段：十九世紀香港開埠以後是開創階段，主要由差會及傳教士推動，其中倫敦會佔重要角色，並以《遐邇貫珍》（1853年創刊）及中文傳教書刊的出版為代表。不過，隨着一八五六年《遐邇貫珍》停刊，香港文字工作便大為失色。到一八七三年英華印刷廠結業後，香港扮演僅餘的傳教書刊出版角色也告停頓，文字出版工作的地位便步向式微，完全被廣州取代。直至二十世紀初，香港文字出版工作呈復蘇現象，步入復興階段。不論是宗派性或基督教團體的出版，均有長足發展。與此同時，又有若干專以文字出版為宗旨的機構成立，如大光報社、福音月刊社等。對戰前香港只有近萬名基督徒的羣體而言，其在文字出版方面的表現，饒具價值。可惜，隨着一九四一年底香港淪陷，各教會及團體均面對極大的衝擊，各種刊物相繼停刊，文字出版工作由是步入黑暗階段。

　　本地文字事工人才缺乏

　　其二，二十世紀香港基督教文字事工的發展，特別是宗派性報刊以外的出版工作，實得力於一羣熱心文字的基督教人士，如張祝齡、麥梅生、張亦鏡、尹文楷、楊少泉等。其中如張祝齡、麥梅生及楊少泉等人士，更建立了跨宗派及機構的文宣平台。不過，這些熟悉的名字又正如說明，香港基督教會在文字工作方面的人才，仍不足夠。廣州基督教文壇健筆張亦鏡兩度南下香港，支援大光報社的事工，為香港基督教文宣史增播下奇葩，其離去對該報社帶來重大打擊，後繼乏人的情況，反映本港文字工作人才之不足，可見一斑。至於作者羣方面，大部分論述性文章均非由本港教會人士撰寫，也間接說明香港文字事工人才缺乏的情況。

　　獨立出版機構資金短絀

　　其三，我們嘗試從市場營運的角度來作檢視。在財政上，宗派及團體的機關刊物一般較具充足資金，相反獨立性的出版機構，便得面對財政壓力。《大光報》（1913年創刊）在張亦鏡任編輯期間，一改前風，在日報頭版書明「編輯人亦鏡」作為宣傳，以增加銷量。後來即使張亦鏡離任後，仍欲保留有關說明，或可反映其面對的市場壓力。此外，福音月報社企圖以不牟利方式運作，並仰賴基督徒商人（如永安公司）贊助廣告營運，甚至發起徵求慈善家捐助基金，以利息補助印費，最終因經濟因素無法維持。

　　發行網絡及讀者羣方面，部分以香港為基地的出版刊物，不僅服事本地讀者羣體，華南地區以至全中國，也是其胸懷所及。不少刊物均在內地（主要是廣州）建立了代理。《愛羣月刊》（1929年創刊）則獲廣州神召月刊社甘建磐協助，在廣州作促銷代理。

　　論述性文章為主

　　其四，在內容方面，宗派性出版主要以會務消息為主，論述性文章並非重點。至於團體機關的會務，部分仍以會務為主（如青年會），部分則致力平衡會務與論述性文章，甚至以後者為主。論述性文章在戰前基督教團體刊物中佔有不輕的位置，這確是戰前文字工作的一大特色。至於論述內容方面，不少刊物均以德、智、體三育作主要欄目，並將宗教歸入德育範疇。宗教與道德結合的進路，成為文宣工作的主要特色。相對而言，闡釋教義及思想發微方面的反省，則只有《道風》（1934年創刊）及《基督號》（1921年創刊）作出探索及實踐。

　　另一個內容特色，是對基督教在中國的處境性課題的回應，如孔教與宗教自由、非基督教運動、本色化、教會自立與改革、基督教與社會重建等，這說明在港教會人士關注的問題，基本上跟中國教會一脈相承，具有較濃厚的「中國」因素，反映出寓港基督教人士心繫中國及中國教會的現象。相對而言，針對香港的處境性出版，僅有香港反對蓄婢會出版的《反對蓄婢史略》（1933年）及香港基督教聯會的《香港基督教會史》（1941年）。

　　刊物路線難以定位

　　其五，刊物路線的定位，也值得關注。《大光報》作為香港以至中國首份具基督教背景的日報，其宗教性與世俗性定位，在在反映出基督教文宣嘗試打入社會時面對的挑戰。《大光報》雖具基督教背景，但其內容實際上跟一般日報，卻無明顯分別。這相信跟其日報的性質有關，日報讀者所要求者，自然較偏重時事性，以報道新聞為主。同時，日報的成本較大，必須開拓更大的讀者羣，如此，便必須爭取更多非基督徒的讀者，專業與素質的要求，自然壓倒宗教性的關注。職是之故，如何強化其基督教色彩，一直為報社及董事所關注。到張亦鏡任主編期間，大幅改革，專闢宗教專欄，始增加宗教形象。惟後來又把宗教內容改為專刊，以《大光日曜》（1926年創刊）的週刊形式出版。《大光日曜》停刊後（具體時期待查），大光報社出版僅靠年刊《基督號》來維持其基督教形象了。

　　「專門」（宗教化）與「入世」間的張力，誠然是基督教文字工作，特別是傳教書刊所無法迴避的挑戰。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香港淪陷，步入香港史上黑暗的三年零八個月，隨着香港基督教進入嚴寒冬天，宗派及團體運作大受衝擊，在文宣工作方面也談不上任何作為了。

　　邢福增（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