殘障人士在港處境
　政策落後誤解仍在

第 2711 期（2016 年 8 月 7 日）
◎　要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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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新福事工協會、教會關懷貧窮學校及香港基督徒學會合辦「無障礙的愛─殘障羣體在本地面對的處境」座談會已於七月二十一日晚上舉行，由區議員葉榮、前立法會議員張超雄、崇基學院神學院學生黎偉賢及崇基學院神學院副教授龔立人，從殘障人士的經驗、教育政策和神學角度分享，有約四十人參加。

　　葉榮分享早前參選區議會，旨在推動傷健共融和助人自助的精神。他憶述去年十月三日，可謂「鼓氣極大勇氣挑戰該區近乎手握大量鐵票的候選人」，而在選舉的宣傳期間，無論是文宣、排版，以致派發單張，均是親力親為、一手包辦。過程中，他深深感受到市民的由上而下的目光，有些人會近距離拍照，「有些市民甚至以為我是受助者為其他人拉票，後來才發現原來我是候選人。」現時，他主要關注社區的無障礙設施是否足夠，不時巡查各區，亦會成為神秘顧客。「社會要進步，政府規劃社區和和改變政策的態度亦必須轉變。」

　　張超雄則分享他對教育政策的觀察。教育方面，給予殘障兒童者分為融合教育和特殊教育，一般的學前教育是由社會福利署安排，識別工作則由衞生署部門負責；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SEN）會獲安排特教時間和治療師時間。「政府主張及早治療，不過真的是個笑話。因為服務開放予兩歲或以上的兒童，但輪候至接受服務時已經是五歲，但到六歲升讀小學，整個模式又會轉變，無法直接取用病歷，於是一切重新開始。」教育局每年津貼一萬三千元，供學校協助SEN學生，可是家長和校長對此毫不知情，「有些學校甚至因為沒有用上而還給政府，原因就是校方並不在意這方面的工作。」有些學校會用這些金錢聘請教學助理，專責教導這些學生，「但實質是isolation（隔離）來的，根本是浪費時間，更破壞了SEN學生的自我形象。」

　　另一方面，現時一般對殘障人士的誤解仍然甚深，教育界亦不能倖免，「試過有體育科老師覺得失明學生不宜上體育課，於是每次上課就安排他去圖到館自修。」過往亦有中學與中大手語研究中心合作，在課堂中雙語合教，「這個安排對雙方學生亦有得着，健聽學生的成績亦無因此變差，甚至很有得着。」不過卻因為教育局認為並無需要，加上政府曾打壓手語，而難成出路。「現在政府表面功夫會做，但背後的概念極為落後，視殘障人士為負擔。加上以會計構思教育的情況極為普遍，一心只計算成本效益。殘障人士在金錢掛帥的城市，可以有甚麼角色？」

　　黎偉賢在數年前因交通意外而失去左手的活動能力，他憶述考取傷殘人士駕駛執照期間困難重重，要反複到不同地方考筆試、路試，又要接受醫生評估等等。又如有些地位設有較闊的泊車位供傷殘駕駛者使用，「但那些位置通常放了雪糕筒，即司機要先下車拿走，上車、泊好，再下車，非常麻煩。」種種情況其實反映香港社會對傷殘人士的不理解。他又分享，傷殘的經歷使他有更大的同理心，「因為曾經破碎，會更加知道如何關心人，我會說這是上主給我的禮物。」

　　龔立人認為，命名反映我們對事物的理解，與香港的「殘疾」台灣命名這些人士為「身心障礙」，意即他們在某些方面有困難，以致社會幫助他們解決那些困難便可。他指出，有些特會和靈恩大會強調神蹟，例如瞎子看見、瘸子行走，「為甚麼見證總是人們從身心障礙變為正常？此說可能不自覺將身心障礙視為不正常，將某個方向的結果視為正常，從而建構何謂不正常。」身心障礙人士需要別人照顧，而在強調自主、自立和獨立的社會往往難以理解，「不過即使互相依賴，其實亦無問題，因為相互性的出現不等同不自主，人生和生命是軟弱的，身心障礙人士只是反映生命的實況。」

　　他又提及多馬的故事，耶穌復活後向門徒顯現，並展示自己的釘痕，「我們可能會問，如果身心障礙是負面的事，為甚麼復活的耶穌還有釘痕？」可見復活的意義不在於補償在世的缺失，而是生命的實現（realization），「這個實現不必然在完美和正常的身體出現，否則我們只會看見現世的種種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