殘障人士在港處境
 政策落後誤解仍在


2711 期(2016 年 8 月 7 日)
◎ 要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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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新福事工協會、教會關懷貧窮學校及香港基督徒學會合辦「無障礙的愛─殘障羣體在本地面對的處境」座談會已於七月二十一日晚上舉行,由區議員葉榮、前立法會議員張超雄、崇基學院神學院學生黎偉賢及崇基學院神學院副教授龔立人,從殘障人士的經驗、教育政策和神學角度分享,有約四十人參加。

  葉榮分享早前參選區議會,旨在推動傷健共融和助人自助的精神。他憶述去年十月三日,可謂「鼓氣極大勇氣挑戰該區近乎手握大量鐵票的候選人」,而在選舉的宣傳期間,無論是文宣、排版,以致派發單張,均是親力親為、一手包辦。過程中,他深深感受到市民的由上而下的目光,有些人會近距離拍照,「有些市民甚至以為我是受助者為其他人拉票,後來才發現原來我是候選人。」現時,他主要關注社區的無障礙設施是否足夠,不時巡查各區,亦會成為神秘顧客。「社會要進步,政府規劃社區和和改變政策的態度亦必須轉變。」

  張超雄則分享他對教育政策的觀察。教育方面,給予殘障兒童者分為融合教育和特殊教育,一般的學前教育是由社會福利署安排,識別工作則由衞生署部門負責;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SEN)會獲安排特教時間和治療師時間。「政府主張及早治療,不過真的是個笑話。因為服務開放予兩歲或以上的兒童,但輪候至接受服務時已經是五歲,但到六歲升讀小學,整個模式又會轉變,無法直接取用病歷,於是一切重新開始。」教育局每年津貼一萬三千元,供學校協助SEN學生,可是家長和校長對此毫不知情,「有些學校甚至因為沒有用上而還給政府,原因就是校方並不在意這方面的工作。」有些學校會用這些金錢聘請教學助理,專責教導這些學生,「但實質是isolation(隔離)來的,根本是浪費時間,更破壞了SEN學生的自我形象。」

  另一方面,現時一般對殘障人士的誤解仍然甚深,教育界亦不能倖免,「試過有體育科老師覺得失明學生不宜上體育課,於是每次上課就安排他去圖到館自修。」過往亦有中學與中大手語研究中心合作,在課堂中雙語合教,「這個安排對雙方學生亦有得着,健聽學生的成績亦無因此變差,甚至很有得着。」不過卻因為教育局認為並無需要,加上政府曾打壓手語,而難成出路。「現在政府表面功夫會做,但背後的概念極為落後,視殘障人士為負擔。加上以會計構思教育的情況極為普遍,一心只計算成本效益。殘障人士在金錢掛帥的城市,可以有甚麼角色?」

  黎偉賢在數年前因交通意外而失去左手的活動能力,他憶述考取傷殘人士駕駛執照期間困難重重,要反複到不同地方考筆試、路試,又要接受醫生評估等等。又如有些地位設有較闊的泊車位供傷殘駕駛者使用,「但那些位置通常放了雪糕筒,即司機要先下車拿走,上車、泊好,再下車,非常麻煩。」種種情況其實反映香港社會對傷殘人士的不理解。他又分享,傷殘的經歷使他有更大的同理心,「因為曾經破碎,會更加知道如何關心人,我會說這是上主給我的禮物。」

  龔立人認為,命名反映我們對事物的理解,與香港的「殘疾」台灣命名這些人士為「身心障礙」,意即他們在某些方面有困難,以致社會幫助他們解決那些困難便可。他指出,有些特會和靈恩大會強調神蹟,例如瞎子看見、瘸子行走,「為甚麼見證總是人們從身心障礙變為正常?此說可能不自覺將身心障礙視為不正常,將某個方向的結果視為正常,從而建構何謂不正常。」身心障礙人士需要別人照顧,而在強調自主、自立和獨立的社會往往難以理解,「不過即使互相依賴,其實亦無問題,因為相互性的出現不等同不自主,人生和生命是軟弱的,身心障礙人士只是反映生命的實況。」

  他又提及多馬的故事,耶穌復活後向門徒顯現,並展示自己的釘痕,「我們可能會問,如果身心障礙是負面的事,為甚麼復活的耶穌還有釘痕?」可見復活的意義不在於補償在世的缺失,而是生命的實現(realization),「這個實現不必然在完美和正常的身體出現,否則我們只會看見現世的種種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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