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二十日,被喻為「史上最強億元六合彩」在馬會和傳媒吹捧之下,風靡全港,總投注超過三億元,打破歷年紀錄。有記者問我,市民如此踴躍投注,是否和「地產霸權」或「抗通脹」有關,言下之意是否因為社會不公平及生活逼人,所以大家如此熱衷投注,希望藉此改善生活,這是典型的推卸自身責任的思維模式。
過往教會十分強調個人的罪,忽略了環境對人的影響,於是有神學家提出所謂結構性的罪,讓大家反思一個道德的人在不道德的社會所面對的困境,讓大家看到很多罪人其實是被罪者,是不公平的制度下的受害人,應寄予更多的同情而不是指責。對於不少香港人來說,環境逼人是十分容易理解的,因為「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是很多人的「座右銘」,是大家為自己一些不恰當行為開脫的最佳理由。
教會應正視社會上的不公義是十分重要的,因為我們的福音是全人的福音,既關心人的靈魂,也關心人肉身上的需要。但當我們指責結構性的罪惡時,卻不應間接變成縱容個人毋須為自己的決定負責。
香港的地產霸權、大財團壟斷、樓價脫離普羅大眾的負擔能力,令市民的生活愈來愈艱難是鐵一般的事實,也是極為不公義的情況,教會作為時代的守望者,對這些不公義的情況不應沈默。但在回應這些結構性罪惡時,卻不能模糊了個人決定的責任。筆者十分同情及理解在居住環境極為擠逼、樓價超高的環境下,不少市民為了爭取多一百幾十呎空間而有不同程度僭建的原因,但並不等於僭建是理直氣壯的行為;若果大家認為賭博是不值得鼓勵的行為,那麼地產霸權和通賬並非我們參與賭博的合理原因;正如以暴易暴並非回應制度暴力的充足理由。
當教會處身不道德的社會,正視結構性的不公義和正視個人內在的罪同樣重要,教會和信徒不應對制度上的罪視若無睹,但亦不應讓人有一個錯覺,認為一切都是社會的錯,輕易為自己的錯誤行為找藉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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