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權與性傾向歧視系列之五：誰在當家作主：聯合國，還是香港市民？

第 2140 期（2005 年 8 月 28 日）
◎　真情真性　◎　關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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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性傾向歧視法的人的一把尚方寶劍，就是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在一九九二年的裁決，這裁決說《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裡的「性別」範疇已包含了「性傾向」，所以性傾向歧視法是必須的。上兩期已談過以上裁決的疑點，今期想談談國際人權組織的看法，香港政府是否必定要聽從嗎？

　　香港政府要對誰負責任？

　　很多人認為香港政府不用理會北京政府的意見，因為香港應該擁有高度自治權，然而他們卻認為香港一定要跟上國際的人權標準，而且在這些事上不用理會民意。背後似乎有一個假設：國際的人權標準必然正確。然而，管治香港的不是其他政府或聯合國，而是要對香港市民負責任的香港政府（這說法有點簡化，因為香港不是獨立的宗主國，但我們姑不論中國政府的因素。）民主社會的基本原則，就是說人民有自決權去選擇建設一個怎樣的社會，當然這要符合基本公義和美好社會的要求，但具體的方案需要人民透過公民對話去尋找的。

　　若把所謂國際社會的標準看成終極權威，並不合理：他們是上帝嗎？他們對公義、公平和美好社會的看法必然是對的嗎？此外，也等於放棄了人民自決的原則。我們想想：那些國際人權組織或歐洲人權法庭的法官並非生活於香港，他們按照他們抽象的理念提倡某些法律，儼然有超然的地位。然而一旦這些法律實施於香港，真正受影響的不是那些委員或法官，而是香港的市民和社會。

　　香港人民當家作主

　　當然，假若這法例有百利而無一害，那問題不大，但好像性傾向歧視法那樣大爭議性的條例，不單會影響不少香港市民（特別是那些不認同同性戀的人）的權益，更對整體社會（如教育和家庭制度）有深遠影響，我們真的可以只援引那些外地法官的判辭，卻完全漠視本地市民和整體社會所受的實際影響嗎？我認為後者的考慮更為重要，因為人民才是真正當家作主的人。換句話說，無論國際社會的標準是甚麼，只要性傾向歧視法會侵害香港市民的權益，並對整體社會弊多利少，那這就是一條惡法，政府就不應制訂。

　　因此，在衡量性傾向歧視法時，我們不應過分倚賴國際人權法的詮釋，因為一個更重要的原則是：香港政府存在的首要目的，是確保香港市民的權利與福祉，和香港社會的穩定與健全，香港的法律也不應違背這方向。假若某些對國際人權法的詮釋與這些目標矛盾，要讓路的是前者，而不是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