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曾是葡萄牙殖民地,不少街名是由葡萄牙文音譯而來。澳門浸信會所處的街道也是葡文譯過來的,稱「伯多祿局長街」;不過,它的澳門人都稱它為「白馬行」。
一八二七年,馬禮遜來華已有二十多年,他看到中國的大門仍舉步維艱。因為東印度公司壟斷商務,英國傳教士不易立足,其他國家的傳教士卻不受這壟斷的限制。
十一月十一日的主日晚上,馬禮遜揮筆寫了兩封信,一封致蘇格蘭的覃博士,另一封是致美國教會的公開信。數天後,他再發一封信函致美國公理會的國外傳道會,再三促請教會差遣傳教士前來中國,各國開始重視中國宣教的工作。
一八三六年,美浸信會差遣來華的第一位傳教士叔未士與夫人何顯利抵達澳門;他們原來的計畫是繼續北上廣州,可是他們無法取得在中國的居留,惟有留駐澳門。後來經常往來穗、港、澳三地,努力傳福音,建立教會。
一八四二年,中國在鴉片戰爭中戰敗,與英國簽訂南京條約,香港被割讓給英國,並開放五個口岸:上海、寧波、福州、廈門和廣州。
由於澳門政府和天主教不遺餘力打壓基督教,大部分差會紛紛撤離澳門,其中倫敦傳道會、浸信會及馬禮遜教育協會遷香港,美部會遷廣州,其餘各傳道會分散去中國五個口岸傳道。
叔未士舉家遷到香港,展開了香港浸信會的扉頁。一九○二年,美南海外傳道部差遣杜心餘牧師夫婦到澳門,他們在叔未士辛苦建立起來的基礎上努力工作,兩年之內有五人歸主。
一九○五年,杜心餘夫婦返國述職,杜心餘不久後因病安息主懷。杜心餘的母親為紀念兒子,一九二七年奉獻了鉅款給教會,那筆錢用作購買白馬行會址。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是澳門浸信會飛躍發展的時期,教會在傳德倫牧師的領導下,每年會友遞增達一百五十人,奉獻作傳道人的有二十多人。
基督教來華初期遍嚐艱難,上帝卻將人為的苦難化作祝福,成就了更大的事。因在澳門難有大發展,傳教士將部分資源人力轉去東南亞各國,以致好些國家也得到福音的好處。
一八四二年,香港開埠,港府採取開明政策,允許宗教自由,許多差會紛紛從澳門撤來香港。一九五一年,中國再度驅逐所有傳教士出境,短短幾個月之內,數以千計的傳教士像難民一樣撤入香港。
今天香港教會一片蓬勃,人才輩出,正是當年撤退來港,尤其後來部分留港的傳教士殷勤工作的成果。
(本文作者為越南華僑,一九七九年逃來香港,八零年定居加拿大,現於當地從事寫作及社會工作。余氏於二零零零年憑《香港老地方見》,獲湯清文藝獎「文藝創作類推薦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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