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可的「詮釋與過度詮釋」:
安伯托.艾可(Umberto Eco, 1932-)生於義大利的亞歷山卓亞,自杜林大學取得博士學位,目前是波隆納大學符號語言學教授。艾可身兼哲學家、歷史學家、小說家、文學評論家和美學家等多種身分,更是全球最知名的記號語言學權威。《玫瑰的名字》是他的第一本小說;他的學術研究範圍極其廣泛,已發表過十餘本重要的學術著作,其中最著名的是:《讀者的角色》(The Role of the Reader)及《詮釋與過度詮釋》(Interpretation and Overinterpretation)等書。
艾可的小說含有「解構」的成分,其中《玫瑰的名字》在「解構」基督教信仰。他認為經典經常被過度詮釋,若解釋太複雜,應被比較簡潔的淘汰;而新的解釋所涵蓋的,不能少於舊的解釋。
艾可認為作者的原意可與文本的原意不同。這意味著作者與文本的關係產生疏離;事實上,後現代主義者經常把作者與文本的關係放在次要的地位,而故意要突出讀者與文本的關係。艾可等後現代主義者就是要把文本的首要解釋權賦予讀者,即「讀者之生」以「作者之死」為代價。難怪艾可如此大膽的說:「為了不給通往文本的道路製造麻煩,作者最好在他完成寫作之後立刻死去。」艾可又認為:文本的目的是要製造模範讀者(model reader),所謂「模範讀者」,即明白作者心意並且遵循的人。
最後,筆者引用艾可在《詮釋與過度詮釋》一書最後所表達的一段頗耐人尋味的文字,他說:「如果是在寫小說,儘管我同樣得從經驗材料出發,但我明白我不會將我的結論強加於其上;我只是讓那些相互對立的東西自己充分顯示出來。我不提出結論並不意味著沒有結論;相反,有許多可能的結論。我之所以控制著自己不在這些不同的結論中作出選擇並不是因為我不想選擇,而是因為一個創造性的本文(text)的任務在於充分展示出其結論的多元性及複雜性,從而給予讀者自由選擇的空間或者讓讀者自己去判斷有沒有可能的結論。在這種意義上說,一個創造性的本文總是一個開放的作品。創造性本文中語言所起的獨特性作用是這種語言比科學本文的語言更模糊、更不可譯正是出於這樣一種需要:讓結論四處漂泊,通過語言的模糊性和終極意義的不可觸摸性去削弱作者的前在偏見。」(頁142)他對文本、作者、讀者、詮釋、及語言的觀點,基本上已完全體現了後現代詮釋學的菁華了!
結論
通過上文的陳述,我們基本上可以歸納出以下幾方面有關「後現代詮釋學」的哲學特徵:
1.後現代詮釋學只對「現象界」詮釋,對「本體界」保持沈默。
2.後現代詮釋學有反基礎主義傾向,主張拋棄基礎,崇尚多元及開放詮釋。
3.後現代詮釋學因著相信語言各有「遊戲規則」,因此語言背後沒有實體意義,意義只有在用法規則中尋求。
4.後現代詮釋學否定語言背後不變的結構關係,因此崇尚「解構」。
5.後現代詮釋學厭惡權威性解釋背後的「權力」與「壓迫」,因此看重
詮釋的平等和自由。
6.後現代詮釋學否定絕對又不變的「真理」,文本的意義可以無限塑造。
7.後現代詮釋學崇尚「作者已死」,讀者與文本的關係更緊密相關。
雖然我們可以更多的從不同的後現代主義者之作品中歸納出他們的基本面貌,然而由於篇幅所限,只好擱筆至此。後現代詮釋學其實不無缺點,對它的批判觀點實在多不勝數,但這實在需要另外的文章才能表達!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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