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浸會大學近代史研究中心及建道神學院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研究中心合辦之第三屆近代中國基督教史研討會-「香港基督教史」於十一月二十一至二十二日在浸會大學召開。出席學者分別來自中、港、台、新加坡、澳洲及美國等地。相繼發表二十一篇中、英文論文,使香港基督教史的研究獲得關注及進一步的發展,故為文以記述之。
此次研討會以香港基督教史為主題,乃緣起於第二屆研討會中,出現不少關於香港教會史研究,故筆者決定以此為題,邀約建道共同參與,藉此推廣香港基督教史的研究。而在二零零三年研討會召開之前,香港基督教史研究逐漸出現了新景象,此即依次出版了梁家麟:《福音與麵包-基督教在五十年代的調景嶺》(2000)、邢福增:《願祢的國降臨-戰後香港「基督教新村」的個案研究》(2003),湯泳詩:《一個華南客家教會的研究-從巴色會到香港崇真會》(2003),李金強:《自立與關懷-香港浸信教會百年史,1901-2001》(2003)及劉紹麟:《香港華人教會之開基》(2003)五本專書。無疑為此次研討會的召開,起了鳴鑼開道的序幕作用。而與會的牧者、學者,亦在此一研究氛圍的影響下,相繼提出他們的研究成果。
研討會共分兩天進行。首日(十一月二十一日)由十五位中外學者提交論文。包括李志剛(香港聖經公會)報告香港客家教會的本地化。查時傑(台灣中原大學)論述五十年代香港文字事工對台灣教會的影響。邢福增(建道神學院)綜論五十年代香港教會在內戰後各項事工的奮起。葉嘉熾(University of Maryland)從「殖民地統治」角度探討九七前香港教會發展的特質。Denise A. Austin(University of Queensland)列述香港基督教商人的貢獻。周啟榮(University of Illinois)對早期傳教士的中文宣教冊子及善書的研究。莊欽永(新加坡南洋科技大學)對郭實獵:《萬國地理全書》的探究。葉農(廣州暨南大學)討論十九世紀香港傳教士的漢學研究。吳寧(廣州暨南大學)說明廣州協和神學院的發展史。Gillian Bickley(香港浸會大學)研究香港聖公會的早期活動。Lauren Pfister(香港浸會大學)利用在澳洲國家圖書館發現的新史料,研究理雅各(James Legge)及何進善二牧宣教的雙文化(Biculturality)特色。林瑞琪(天主教聖神研究中心)論述香港華南總修院的歷史及影響。劉紹麟(香港中文大學)探討十九世紀香港教堂的運作情況。湯開建、張照(廣州暨南大學)透過英國循道會檔案說明該會早期傳教士在澳門的活動。湯紹源(建道神學院)對長洲浸信會的創設及發展進行考辨。
是日中午又安排於大學圖書館中舉行「香港浸信教會文獻捐贈儀式暨展覽」。由堅道香港浸信教會主任牧師劉少康將該會所藏百年來出版的週刊、週報、月報、月刊、年報、紀念特刊,會友、牧師資料及其他出版物,轉贈予浸會大學圖書館「基督教在華歷史文獻部」。並由大學圖書館館長梁王以熒代表接受。同時文獻部乘時於圖書館大堂展覽大學所收藏有關香港、中外的浸信會史料、出版物及本校師生的研究論文,藉此給予校內員生及出席學者了解浸會大學此一方面的特藏及研究成果。
次日(十一月二十二日)則有六位學者提交論文及舉行總結。六位學者分別為梁家麟(建道神學院)探討五十年代香港浸信會及宣道會的社會服務事工。羅婉嫻(香港浸會大學)探討倫敦傳道會醫療傳教與香港西醫體制建立的關係。黃玉明(建道神學院)利用《基督教週報》的言論,說明本港教會對一九六六及一九六七年暴動的回應。蘇精(雲林科技大學)則整理倫敦傳道會的檔案,重建早期華人信徒屈昂的生平。黃文江(香港浸會大學)探討聖公會李求恩牧師所從事的社會事工。李金強(香港浸會大學)對協基會前監督歐陽佐翔之生平與事奉的論述。至於總結則由梁家麟、梁元生(香港中文大學)及李金強三人負責,分別就研討會會議論文的特色,香港基督教史的研究方向及前景,作出說明。
此外,同日在午宴中特別邀請曾任教於崇基學院的香港基督教史著名學者施其樂(Carl T. Smith)牧師出席餐會,並由Dr. Christopher Munn述說施牧於香港基督教史研究的學術貢獻,藉此對這位早已退休,年逾八十,老而彌堅的香港教會史資深學者致以敬意和敬禮。
綜觀此次研討會所發表的論文,其內容有四點值得注意。其一,本地學者開始投身於二十世紀下半葉香港教會史的研究。而五十年代香港教會的蓬勃發展,尤為探討焦點。其二,對於香港宗派教會的聖公會、浸信會、倫敦傳道會、宣道會的傳道及社會事工的研究。其三利用口述歷史結合現有文獻,研究本港傳教士、華人教牧及信徒的生平與事奉。其中基督徒商人尤為較少注意的課題。其四,對於香港方言教會「本地化」及港、台教會互動關係的關注及討論。由此可見,香港基督教史研究此一領域,至此已略見「百花齊放」。
踏入廿一世紀的香港基督教史研究,雖然已見茁長成形。回顧過去教牧、學者的研究,香港基督教史此一領域,可說是出現了「兩階段、三中心」的研究現象。所謂兩階段,此即廿世紀四十年代起,由劉粵聲牧師編著《香港基督教會史》(1941)一書,成為第一階段的起點,歷經羅香林教授出版《香港與中西文化之交流》(1961),施其樂牧師之Chinese Christians: Elites, Middleman, and the Church in Hong Kong(1985)及李志剛牧師之《香港基督教會史》(1987),相繼為香港基督教史研究開拓出宗派教會、傳教士、華人教牧及信徒研究的方向。研究由是奠基。而第二階段則由廿一世紀開始,自二○○○年至二○○三年間,先後出版上述所列的五本專著,使香港基督教史研究進入新階段,此一轉變當與香港九七年回歸,香港教會自我追尋與認同的時代背景具有密切關係。而所謂三中心,即香港基督教史研究的成員及出版物分別見之於建道神學院的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研究中心;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組附屬的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及浸會大學的近代史研究中心。此三中心亦為當前香港基督教史研究的動力所在。
香港基督教史研究,不但具有史學研究創發的學術因素,同時兼具教會見證、福音廣傳的宗教意義,此三中心及其他教會史學者投身此一領域,從事研究,多少與此相關。故此,隨著本地研究羣體的出現,以及學術活動的增加,香港基督教史研究之更上層樓,顯然是可以預期的。
李金強(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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