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經系統神學的構想（一）

第 1920 期（2001 年 6 月 10 日）
◎　神學縱橫　◎　郭鴻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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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對很多人來說，系統神學是抽象、理論及學術化的學科，偏重某些龐大的神學系統，而這些系統乃僵化封閉的，甚至缺少生命。研究系統神學只會將人的思想弄得玄之又玄，滿口哲學及神學詞彙，不著邊際。有些人先入為主地對系統神學有偏見，以為進修神學就等於學習聖經與實用科目，就足以應付教會的需要及社會的挑戰。很多人以為只要熟讀聖經，凡事從聖經出發，必然得到合乎聖經的教訓。他們不明白聖經詮釋本身就是一種神學，正如不同的人詮釋同一段經文，可以得出不同結論，因為每個人都有他的神學前設，神學推理方法，最後就有不同的神學結論。若果我們漠視聖經詮釋所引發的神學思考的課題，我們只能夠在眾說紛紜中無所適從。一種活生生切合時代世情的系統神學思考，就是願意開放地吸納當代聖經研究的成果，將聖經裡面的神學課題提昇到另一個水平面作整理，務求為固有的系統神學內容提供新的亮光，甚至開創另一種更加建基於聖經的神學系統。

　　二、系統神學應該向當代聖經研究學習

　　作為一個主修系統神學的人，筆者相當理解過往系統神學在釋經方面的功夫注重字源的進路，根據經文彙編所列出與不同神學命題相關的經文作分類。這種做法基本上無可厚非，不足的地方是缺少對不同經文的歷史處境分析、不同經文在其所屬書卷中的意義。如此看來，系統神學缺少了一種聖經的神學分析作支持。所以，筆者十分贊成系統神學要從聖經神學裡面吸取養料。例如，新舊約聖經每一卷書都有獨特的結構與神學主題，我們極需要緊貼當代聖經神學的研究成果，作為系統神學的建構。廿世紀偉大的系統神學家獲花．潘能博（Wolfhart Pannenberg）在一九六一年出版《啟示即歷史》一書的時候，就是深受當時舊約聖經學者馮拉德（Gerhard von Rad）對歷史研究的注重的影響。潘能博能夠開創經世的神學思想，皆因他對聖經神學的注重。時至今日，聖經神學的研究一日千里，隨著解構主義（Deconstruction）與後現代（Post-modern）釋經的流行，聖經神學愈來愈反對以某個神學命題為中心，甚至對任何一種神學系統都抗拒。結果，在學科內容上，聖經神學與系統神學變得更加分割。聖經學者寧願另創一些新穎的聖經神學「體系」，也不願意跟隨既有的系統神學「架構」處理神學課題。當然這是一種良性的發展，百家齊放，百家爭鳴是極得鼓勵。可是從事聖經神學與系統神學研究的同道，是否有一種抱負，讓不同的神學方法有所交流，使雙方得到更大的裨益，豐富甚至改造自己的思想呢？ 作為系神學工作者， 應該謙虛地向聖經學者學習， 借助聖經研究最新的成果豐富系統神學的內容。

　　三、系統神學對「非教義化釋經」的回應

　　當代聖經研究為了達致「非教義化釋經」的理想， 放棄過往藉著教義貫串整本聖經的方法， 可是卻未能整理出一些能夠貫通整部新舊約聖經的聖經神學觀念。筆者順著巢士（B.S.Childs）的「正典聖經神學」（Canonical Biblical Theology）的思路， 提出文本研究需要擴大到整本新舊約聖經。由歷史走向文本的聖經研究不能將聖經化整為零， 單單注重一段經文， 然後分析其文學修辭特色就等於完成聖經詮釋的工夫。聖經詮釋需要由一段經文擴展到一卷書， 然後是新約或舊約聖經， 進一步是整本新舊約聖經作為一個單元。文本研究的貢獻能夠展示聖經神學的多元性， 一個神學概念在不同的經文及書卷中也有不同的意義， 例如「救贖」在不同經文也有不同的重點、不同的上文下理、不同的歷史處境、不同的意義脈胳。文本研究確實能夠將聖經神學的複雜性揭開， 可是聖經神學的統一性又如何呢？同時聖經作為正典， 除了表示新舊約聖經乃一整體外， 也表示聖經是教會的正典。聖經作為教會的正典對聖經詮釋學有重要影響， 詮釋者乃根據教會的信仰作為指南針詮釋聖經。

　　換句話來說， 聖經詮釋不可能完全「非教義化」， 純粹在文本及歷史研究中找到神學意義。「非教義化釋經」不單放棄將神學命題作為聖經詮釋的前設， 同時亦會將教會作為詮釋聖經的群體（Hermeneutic Community of the Bible）這向度抹殺。教會作為聖經詮釋的群體， 透過教義的角度闡釋聖經， 就好像新約教會按照對耶穌基督的信仰詮釋舊約聖經。新約教會對舊約聖經的預言及應許的解釋明顯地是「教義化」。基督教會卻是如此接受新約教會的詮釋方法。可是當代聖經研究卻重視「文化性」多於「教會性」。例如舊約聖經研究努力追尋從猶太人的角度詮釋猶太人的宗教經典。這方面成功的代價就是聖經研究與教會教義的距離愈來愈遠。因此， 聖經神學的發展不能夠完全「非教義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