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翻譯《中國經典》：探十九世紀的中西宗教及文化之交流（二）

第 1910 期（2001 年 4 月 1 日）
◎　神學縱橫　◎　張翠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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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韜在上海期間，主要任職於墨海書館，協助傳教士（Medhurst and Delegates Committee）翻譯《聖經》等書籍，及後逃亡來港，便一直協助理雅各翻譯《中國經典》。後來理雅各於一八六七年返英，為繼續翻譯經書，於同年秋年邀王韜隨行。王韜於一八六八年出發，在英國住了兩年多，於一八七○年隨理雅各返港，期間他共佐譯了《詩經》、《春秋》、《易經》及《禮記》等典籍。王韜與理雅各合作十年，不斷為他蒐集歷代儒家經典的註釋，作有系統的鑑別分類編排，再用當時流行的文體，將經典的主旨及其衍生的各種傳註分別寫成各類綞傳的集釋，以供理雅各閱讀參考。以翻譯《春秋》及《左傳》為例，王韜的集釋雖大致取法於魏晉時期杜預的體例，但他蒐集了不少更為精粹的資料，以補杜預不足之處。

　　另外，王韜又增加了一項專題，研考字彙與音義的古今嬗變之跡，並網羅了許多杜預之後的著作，把其中具有傳存之價值加以綜合校訂，再作批判以供理雅各採擇。然後理雅各會與王韜討論這些集釋，才再博採眾家精義，融會整理，翻譯為英文。由此觀之，縱然理雅各有時候會認為王韜較為保守，但王韜那嚴謹和有系統的治學態度，實令理雅各翻譯的時候事半功倍。

　　此外，理雅各在譯經時會加入十分詳細的註釋，他曾指出「或許一百個讀者中有九十九人不太關心這些冗長的註解，但仍會有重視這些註釋的讀者出現，為了這一百個讀者，我仍然會寫作這些長註。」由此可見，理雅各的態度非常嚴謹和認真。以翻譯《論語》為例，理氏曾參考中西書籍達五十八種，並在正文之前以大量篇幅討論有關《論語》與孔子的各項問題。例如《論語》著作年代及著者，其底本與真偽考證；《論語》之各家注釋；有關《論語》之特殊字例；孔子的生平；孔子及其門生等等。在翻譯的過程中，理氏在譯文之外加上解說篇名、章旨、時代背景；考證原文、辨證各家註釋、引用中西書籍、詞釋詞彙及術語等研究工作。相信如沒有王韜的協助，理雅各的翻譯工作定不能如此快速而順利地展開。

　　
（三） 王韜與理雅各彼此之評價

　　王韜與理雅各相處十載，致成莫逆，彼此欣賞。理雅各分別在《書經》、《詩經》、《春秋左傳》及《禮記》的譯本中對王韜表示讚賞和多謝，而王韜則代表香港教會同人向理雅各致榮旋讚辭。雖然自理雅各於一八七三年回國後二人各處中英一方，但從王韜致理雅各的五封未刊書扎可見二人的友誼並沒有因而終結，而且還保持學術的交流與消息的互通。

　　王韜非常尊敬理雅各，並對其翻譯及治學方法極為讚譽，故他在〈送西儒理雅各回國序〉中論述：「......和約既定，......中西合好，光氣大開，泰西各儒，無不延攬名流，留心典籍，......先生獨不憚其難，注全力於十三經，貫串考覈，討流沂源，別具見解，不隨凡俗，其言經也，不主一家，不專一說，博采旁涉，務極其通。大抵取材於鄭，而折衷程朱，於漢宋之學兩無偏袒。譯有四子書、《尚書》兩種，書出，西儒見之，咸嘆其詳明該洽，奉為南鍼。

　　夫世之談漢學者，無不致疑於《古文尚書》，而斥為偽孔，先生獨不然，以為此皆三代以上之遺書，往訓援引，多見於他書，雖經後人之裒集，譬諸截珥編璫，終屬可寶，何得遽指為贗托而擯之也？平允而論，洵堪息群喙之紛爭矣......」

　　由此可見，王韜極為欣賞理雅各那客觀公允的治學態度。此外，若理雅各於翻譯時與王韜起爭論而又未能取得結論的話，理雅各會以自己的立場為準，並且把王韜的觀點並列於註釋中，以供讀者參考；若理雅各相信王韜的翻譯是不正當或誤導性的話，他亦會引用之，並且解釋他的立場。理雅各深具學者的風範和胸襟，令王韜十分敬佩，故理雅各被王韜冠以「西儒」之美譽。另外，王韜更讚頌理雅各傳揚福音的心志，指出理氏一生致力於研究及翻譯中國典籍，不僅為學術研究，實為開中國福音之門舖路。

　　另一方面，理雅各亦非常欣賞王韜的才華，指他是當時第一流學者。他在《書經》的〈序言〉裡，對王韜的學識深表讚揚，並特別向其助譯的貢獻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