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政治理想

第 1877 期（2000 年 8 月 13 日）
◎　古道今詮　◎　楊慶球

分享： Whatsapp 電郵 臉書 推特
 

　　小國寡民，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這是否一種理想社會，一直以來爭論不休。歷代學者都把這種小國寡民的思想歸因於西周的衰落，民生疾苦，所以用消極的政治，例如人口少，減少磨擦，停止商業活動，避免利益衝突，沒有文化制度，消除奸詐的事情。

　　然而，這種小國寡民的思想，其實源於虛靜無為。老子的中心思想是看透事物的變，其變幻亦自成一個規律。當主體自覺心駐立於無為，便可以不受事物變化的束縛，進一步觀賞自然變化，自得其樂。「無為」本來是不受事物束縛，是一十分消極的概念。但當無為應用在經驗事物，例如政治制度，則「無為」必須展開一個具體的實用觀念，這就是小國寡民。很明顯，老子相信不必要發展國家，主體本身不是實現文化價值，也不是建設制度的根據，國家生活沒有價值，也無須發展。這種觀賞自由的態度在秦朝極端的法家思想所激化的社會動亂之後，被漢初人民視為烏托邦。

　　賈誼在《過秦論》提出秦漢所處的時代不同，所以在統治的策略中是「攻守之勢異也」。意思是以漢的守（休養）取代秦的攻（暴力）。秦末漢初經歷多年戰爭，人民生活極端貧困，漢王朝的首要任務是安定社會、醫治創傷。黃老之治實際上減輕人民稅項，減省刑罰。黃老之學的思想就是希望統治者少興功動作，讓他們休養生息。本來老子的「無為」與「無為而治」沒有必然的關係，但「無為」的觀念所涵蓋的自由與虛靜，成為「無為而治」的一種政治理想。

　　與「小國寡民」成為漢初烏托邦的是《禮運‧大同篇》的政治理想。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予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謀略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禮記本為漢儒編輯資料而成的書，不能代表先秦儒學，且內容雜亂。有儒家、道家、墨家學思想。本篇似乎由孔子提出理想政治，但歷代儒家卻不重視它。朱子直言《禮運》不是孔子所說，其弟子亦懷疑《禮運》是子游所寫，但子遊又不至如此淺薄，由於大同的思想與儒家思想不合，前者只有客觀的描述大道之行後的大同世界，但完全沒有討論人怎樣可以達到這理想境界。孔孟則十分重視人當下可行的道路，與如何達到這理想的過程。例如〈大同篇〉只說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只是一個空泛理想。孟子則說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一切實可行的道路。難怪近人相信〈大同篇〉出於墨道二家，而不是出於儒家。很明顯，老子無為之道影響了漢儒，在他們勾劃出理想的社會，是五帝的上古時代，襯托出先秦禮治的不足。這種理想，仍是無為而治第二版本。大道之行的時代，在本文看似是要把小康比下去，故說「今大道既隱」。按儒家所言，三代可有史可據（而有志焉），但大道之行（五帝）則太古遠。從這角度看，好像烏托邦一樣，作為現實小康之治的目標。大同之治與小康之治是一脈相承。換句話說，只有落實小康之治，才能達到大同理想，大同雖不是歷史中產物，但卻作為小康導引。

　　大同的理想是孔孟所涵，但孔孟着眼於現實世界的實踐，「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而大同卻超越了現世倫理「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政治上選賢與能，可以說是儒家由現世倫理超越至人倫以外的世界倫理，這不是與儒家倫理相反，而是儒家倫理暫未處理，大同之治，遙不可及。

　　由老子的小國寡民，大同之治到世外桃源，都顯示了道家思想往往提供了亂世中的人一個遙望難及的世界，在混亂的日子中安慰着自己的靈魂。烏托邦年不在將來，而在遠古；而這遠古的理想，又反映在將來，使人盼望有朝一日遠古的理想重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