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道不單是技巧和方法,更加是生命的互動與流露。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教牧,多出於戰前或緊接於戰後,屬於呂大樂教授所說的「第一代」及「第二代」香港人。他們不論是經歷過戰亂,或是起碼見證過香港比較艱苦的五、六十年代:石硤尾大火、颱風溫黛、旱災及制水、六七暴動、七一保釣、廉政風暴⋯⋯。他們有較豐富和踏實的生活經驗,而且多出身兄弟姊妹眾多的大家庭,人際關係較圓潤,人情世故也相對敏感。
那日子香港大多數教會不算富有,給予牧者的待遇很微薄,更鮮有甚麼房屋津貼。悉聞幾年前安息主懷的某華人名牧,六十年代一家幾口住在北角教會禮拜堂後面一個小房間,只有一個小窗口,夏天燠熱非常。另一位已退休的香港大牧,六十年代初出道時,教會租了佐敦道文英樓一個三百方呎的地方給他和母親同住,而這單位後來也給了他所屬教會的兩位年輕牧師,這三人後來先後出任過該教會的會長,在香港享負盛名。
新一代不少信徒或神學院教授,常批評今日教會的信息「離地」,但上一代的牧者講道,雖然甚少談及政治,但絲毫不「離地」,皆因信息背後有豐富的生活經驗,不論談及「委身」、談及「奉獻」、談及「作門徒」、談及「為主而活」,以至到了八、九十年代提倡「簡樸生活」或「屬靈操練」,他們不單在講聖經如何說,也有許多個人經歷和見證。
許多年前,香港教會曾流行過上世紀四十年代後期邊雲波先生寫的<獻給無名的傳道者>:「是自己底手,甘心放下世上的享受;是自己底腳,甘心到苦難的道路上奔走!」這份氣魄與精神,就好像建道神學院的百年校訓:「開荒、吃苦、火熱」,到了上世紀九十年代以後,已經開始式微,被認為不合時宜,也難以用這份精神去感召青年人投身事奉。
講壇上沒有了吃過苦,又願意吃苦的生命榜樣,無怪剩下來的只是「成功神學」,所謂「憑信心」去祈求,上帝會賜你成功,攀上社會高位,兒孫入名校,癌症得奇蹟醫治⋯⋯!信仰只是一個扶手柄,幫你朝自己的想望前進,這才是真真正正的「離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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