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前一位朋友到北歐旅遊,拍了一大堆美麗的風景照,當中當然包括不少雄偉的教堂建築。朋友慨歎,現在歐洲年輕的一代已經不再上教會,或者除了聖誕這類傳統節日。在生活的層面,宗教可以說已經跟現代社會毫不相干。
自君士坦丁罷黜百家獨尊耶教開始,宗教曾經透過政治、社會、經濟、文化、家庭,滲透到每個屬土公民的骨子、血液裏。隨着羅馬帝國的東征西討,那是個跨地域、跨國界基督教王國(Christendom)的光輝年代,同時也是教會歷史的黑暗時期。可以說,人們生活的每一個範疇,都在宗教的蔭蔽/陰影底下。
宗教改革之後鼓吹「政教分離」,主要不是為了保護宗教免受政治的干預;相反地,是為了不讓宗教再插手政治。在權宜性的政治考量上蓋上「上主旨意」的印鑑,後果確實可大可小。這當然不是說我們不應從信仰的角度去考量現世,只是在一個正當的意義上,該撒的物確實當歸給該撒,上主的物當歸給上主。約瑟與但以理只能被視為歷史的偶然;是否應該「進入建制」,從來都不是信仰羣體的集體考量。宗教與政治的關係基本上只有一個模楷,就是舊約先知與掌權者的關係。
往後因着航運的發展、陸續發現新大陸和隨後的移民、殖民潮,繼續令基督教遍地開花。傳統天主教會和新興基督新教的宣教運動,雖然未必跟政權有太過直接的關係,卻再次憑藉船堅炮利的軍隊,浩浩蕩蕩地進到相對貧瘠落後的地區。他們以施予者的姿態,贈醫施藥、扶貧濟世,也贏得人們的接納和尊重,帶來堂會的拓張和福音工作的興旺。
回到今日的香港,特別是在「雨傘運動」之後,教會年輕的一代明顯地表現得有點心不在焉。一方面,他們困惑於信仰在歷史時刻的具體落實;心底裏,他們或許也經歷着杜葉錫恩昔日的掙扎。我們大概知道信仰的過去,可是前面,又該怎樣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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