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人基督徒精英與中國現代性

第 2528 期（2013 年 2 月 3 日）
◎　要聞

　　一九零零至一九五零年，中國的華人基督徒不斷倍增，並以知識分子為主，對中國影響深重。中文大學崇基學院宗教與中國社會研究中心於一月二十五日，舉行「華人基督徒精英與中國的現代性」專題講座，講員為美國世華中國研究中心副研究員包克強博士（Dr. John S. Barwick），浸會大學歷史系李金強教授作回應。

　　美國籍研究員包克強博士認為華人基督徒精英在國內的地位很特別，說：「中國國父孫中山是基督徒，國內具影響力的人當中也有近六成是基督徒。」他指出一八一四年中國受洗人數只有一人，至一八五三年有三百五十人，一八九三年急增至八萬人，直至一九二零年受洗人數已達三十二萬人，規模足以影響到中國社會。

　　當時已有長老會、浸信會、衞理公會等多間宗派在華傳福音及建立教會，其中以「社會福音」為主，教會是當時積極參與社會的羣體。例如教會大學佔全國四分之三，另外亦因教會大學是由外國宣教士成立，令海外留學人數中有超過三成是基督徒。包克強博士認為教會大學培育了許多人材，當時信徒教育水平高，這羣精英在往後對中國社會的有巨大影響。

　　他以劉廷芳為華人基督徒精英例子，劉既是心理學博士，亦是牧師，他生平將牧師和學者身分結合。他在大學中推動團契，出版《真理生命月刊》。他鼓吹在公開場合討論有關公共利益的事，他表示：「不論劉廷芳出版以白話文撰寫的月刊、鼓勵教會和社會空間更多辯論、動員社會運動等行為，均與現代性有關，亦帶來一定影響力。」此外，包克強博士亦提出全球化與現代性之間的關係，他認為資本主義令世界的人增加交流，向民主方向發展，傳教士亦能超逾國家身分，同時教會能建立起公共化代表的角色。

　　李金強教授回應指出，包克強博士處理此題目時主要從西方角度出發，並嘗試找出理論支持，與華人學者習慣用史料入手的研究方法不同，這造成研究未能接近當時的文化環境，不能貼切反映事實。他質疑研究將民國時期的華人精英在公共空間的行動與其信徒背景相提並論，直言令人有風馬牛不相及之感。他接受本報採訪時坦言：「是次研究只能作參考，本人未必同意他的歷史研究方法，顯然研究是用西方發展進程來解釋中國。」他舉例，中國在民國時期以先，在不同朝代已有進行外交，早出現「全球化」，非民國時期才首次出現。

　　李教授指華人學者處理此題目時多會從教會本色化及現代性入手。從教會角度，基督教來華時被視為帝國主義侵略工具，信徒努力去除此標籤，逐步將教會本色化，令民間接受，例如詩集《普天頌讚》以中國傳統音樂作曲譜，又將詩歌歌詞譯作中文，令基督教能「落地生根」，李教授認為劉廷芳等人在其中的努力必須給予肯定。現代性方面，過去有不少華人學者同樣從出版、醫療、慈惠等着手，但並不會用全球化和公共空間研究，因為情況會較為複雜，如公共空間牽涉到社會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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